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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洞见是超过许多时人和后来的研究者的。
的确，如果细观近代中国各派政治势力的兴衰，后起的政治势力往往是在前者执掌政治权势时已隐据思想论说领域的权威，先造成有道伐无道的声势，然后以弱胜强，取代前者。
[29]
如果抛开刘氏出自清遗民的成见，不计较其某些情绪化的表述，而从文化竞争即“学战”
的视角看，他最后的结论，也不无所见。
余英时先生最近提出：“从长期的历史观点看，儒学的具体成就主要在于它提供了一个较为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秩序。”
他赞同陈寅恪先生关于“二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影响最深最巨者，实在法律制度公私生活之方面”
的论断，并进而指出：传统中国“从个人和家庭伦理到国家的典章制度”
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儒家原则。
[30]换言之，这一儒学支配下的秩序是一个全面的体系。
一旦“孔孟之学不行而洋学是尚”
，整个体系即走向崩溃。
刘氏虽处乡间，其切身的体会与后之大儒的系统诠释颇相契合，正体现了儒学贯穿于人生日用之细行与国家兴亡之大道这一无所不在的特征。
近代中国最根本的变化，仍是文化竞争的失败。
中国士人引进的西方思想，总体倾向着重于“争”
，不仅要“外竞”
，而且实际上更多是提倡“内竞”
，故对中国既存的政治和社会秩序多取挑战的态势。
这样一种大趋势或者真有利于中国的“现代化”
和“进步”
，这且当别论，但其客观上无疑造成了许多人（不仅仅是士人）的生活困难和不安宁，而“民不聊生”
这个现实又是对任何既存政治权势的最根本威胁；结果，晚清政府的变法在失去自身文化立足点的前提下，建设不足，破坏有余，无意中走上一条自毁之路。
[31]
可以看出，儒生型乡绅刘大鹏当时记录下来的种种观点，从不同的方向和层面提示着一个问题：我们关于中国近代史许多耳熟能详的论断，在刘氏所处的“世界”
中，或者不同时，或者不同义；这是否也说明我们的近代史研究到今天仍然是侧重某些层面，而忽略了另一些层面呢？假如是的，刘大鹏日记在近代史研究方面给我们的启示，就不止在科举废除引起的社会变化了。
原刊《清华学报》（新竹）新25卷4期（1997年4月）
[1]《退想斋日记》，1897年3月23日、1896年6月22日、1897年10月7日，71、59、75～76页。
[2]同样，在民国代清之后，自居“大清之人，非民国之人”
的刘大鹏，拒绝用民国纪年，仍用宣统年号。
但他能够“各行其志不能强”
，所依据的思想资源，竟然是“维新人所谓之自由是也”
。
《退想斋日记》，1914年11月17日，199页。
[3]《退想斋日记》，1902年2月9日，1906年3月6日，105、148～1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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