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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之法，人蓄《四书合讲》、《诗韵》并房行墨卷等数种，即可终身以之，由是而作状元宰相不难。
计其本，十金而已。
以至少之数而挟至奢之望，故读书者多也。
[4]
虽然在科举考试中实际获得功名者是极少数，但体制的开放性仍在民间士子可望亦可及的程度之内。
重要的是，中国传统教育所需投资甚低，这是个不容忽视的关键因素。
但新学制的教育成本则空前提高，可能远超出当时中国社会习惯的负荷。
如夏曾佑所说：
今一旦废科举而兴学校，其所学者必科学也。
一器之费千万金，一师之俸数千金，此断非数家之力所能及（此从乡曲多数立论，非指少数之人与地也），不能不合一县之力成之。
而今之县，稍有余力，均已尽于赔款，盖有欲兴一小学堂而不可得者。
即兴一小学堂，而其力亦不足以养多人（所收学费不能不十倍于平时乡塾之费）。
即以官力助之，今之官力亦能有几？[5]
黄运藩已指出，过去的乡村书塾皆民间自办，并不倚靠官力。
而操办地方塾馆（对应于官立或公立学堂的“私塾”
是后起的称呼）多为自愿或半自愿的私人事业，往往以创办者出资为主，而伴读或借读者所交束脩多带补充性质，贫富的负担通常是有差别的；且还有宗族或地方的各类公田及“宾兴”
等民间建制，对贫寒而真能读书者而言，上升性社会变动的机会始终存在。
新式学堂则较前花费大得多，特别是平白增添了可能是专职的管理人员，资金乃成大问题。
更重要的是办学已成集体或官方之事，这一由私向公的转变可能减弱民间的积极性。
从光绪初年起长期在京师和地方为官的何刚德说：“科举时代，悬一格以为招，人人各自延师，各教子弟，国家亦不必人人为之延师也。
学堂制兴，官立学堂，是官为之延师也。
官力不足，失学者多，于是合群力而为私立学堂，是私人代为之延师也。”
[6]他这里所说“合群力而为”
的“私立”
，恐怕更多是指晚清的“公立”
学堂，非纯粹私立者。
[7]不论“官立”
还是“公立”
，都非读书之家“自延师”
，而是他人“代为之延师”
，求学办学的主动性是有差别的。
山西五台县的马儒行后来也说：“往昔村塾，起于村中有士之热心倡导，及旁人之钦仰，全系自动的设立，而应乡间之须要；范围虽小，然富内在精神……及晚清初办学堂，因系出自村人热心提倡，故亦富活泼精神；民初尚有生气，及后官府督责加紧，强迫亦力，初时固若进步；然戕贼活气，外力一退，从而衰颓不振。”
盖“学校归村公办，成为照例的故事，与村人无亲切之意味”
，导致“热心者亦怠于提倡，即提倡人亦疑畏不前”
，终不能不日渐衰颓。
[8]这虽只是一个村的经验，但其关于办学动力内在和外在的区分，与何刚德所说的自延师和代为延师，可相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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