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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也有学者对那时士绅办学的积极性进行了“理性”
分析，如市古宙三认为，本来反对废科举的士绅此后则颇识时务，另辟办学堂之途以保存其特权，对此非常热衷，甚至不惜自己出钱办学。
[9]当年的士绅群体是否能将“保存特权”
提升到意识层面，及其是否有基本一致的群体行动，我尚存疑；更可能是其中的一部分反对废科举，一部分支持办学堂。
一些人确曾一度积极参与办学，[10]唯其热情似乎仅维持了很短一段时间。
几年后有人“证诸各地实在状况”
总结说，废科举次年，兴学之风“大盛，各处学堂，以是年创设者，不可屈指计。
以今观之，自兴办学堂以来，此年之进步，可谓一跃而至极点矣。
自是至今，细察各处学堂之状况，则着着退步，大有一落千丈之势”
。
[11]
而其所列学堂衰落的第一原因即“办学经费之无从筹措”
，与陈景韩的预测大相径庭。
当年除少数官立学堂经费较有着落外，公立者势必涉及地方“公款”
的支用。
私立者除换汤不换药一类学塾改办者外，真正要达到官府规定的水准，开办费至少需银数千两，[12]用于平时开支的“每年经常费至少必一二千”
两。
以这样的规模言，有能力“不惜自己出钱”
的士绅恐怕屈指可数。
通常也只能是先集资创办，后因无力维持，“遂不免要求地方公费之补助。
但地方公费各有所归，必无闲款可以指拨；即有可归学务上动用者，亦已为官立、公立各学堂所挹注，必无余力再及于此。
其结果遂以无补助而至停办”
。
地方公费的处理是转型社会中最为敏感的问题之一。
近代公田各地皆有，比例不一；受到外来冲击相对少的地方，公田比例可能很高，如毛泽东1930年调查的寻乌县，那时公田比例仍高达全部耕地的40%，其中60%为族产，20%为与信仰相关的庙产，10%为学田，还有10%为桥会、路会、粮会一类的社会公益田地。
[13]这类田产的收支有“公堂”
一类机构处理，过去多由士绅管理，但其用途也已大致固定，要大量转用以办新学堂，很容易引起纠纷；后来频繁发生的“毁学”
事件多半因此而起，大致也是导致新学堂发展停滞的一个因素。
[14]
另一项陈景韩的想象性预测，即来学者众，也未必如其所想。
官立学堂及待遇同官立的公立学堂，想入学者往往趋之若鹜。
但那毕竟是少数，容量有限。
且也有例外，主政陕西的樊增祥于废科举后两年说，西北办学堂有两难：一无教习，“既改书院为学堂，则乡塾师不任教育，当取稍习时务者为之师。
而天文、舆地、西文、西语，就地取材，百不获一；聘之远方，无此力量”
。
二乏学生，“通都大邑，招考诚不乏人；若荒僻小县，秀才犹不知书，而况童稚”
。
[15]若一般私立小学堂，则即使不收费，有时也存在生源不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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