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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的书房，真是讨厌！
娃们念的书，今年这样，明年那样，换的真热闹，也不见念成一个。
看人家前清时候，书房里念的书，不只是哥哥念了兄弟还能念，就是爹爹念了儿还能念，爷爷念了孙子还能念哩。
书老不换，人家还进秀才、中举人；现在书倒换的勤，也不见念成一个呀！
[4]
也许新学堂教科书的更换频繁这个现象在山西特别明显，太原县的前清举人刘大鹏更早就注意及此，他说：“乡村之学堂，现名为国民小学校。
儿童所读者，皆是教科书。
然教科书之本，亦无一定标准，年年更改。”
[5]刘成禺所见则相反，在他眼中，后来的新学校才是“无论贫富雅俗，小学课本，教法一致”
；传统童蒙教育的内容却是有差别的：各蒙馆最初多授以《三字经》、《千字文》等，但书香世家此后就开始传授“四书”
白文，逐渐过渡到八股试帖一类“举业”
；而“市井乡村贫穷儿童”
等则继之以《四言杂字》一类，期“能识日用字，写柴米油盐账而已”
。
[6]
这些不同的观察不排除地区差异的存在，但在很多地方，教育是否那样重实用也还值得进一步考察。
前引《申报》之文就指出，旧时蒙馆所教读者，从方块字、《三字经》到五经古文等，“读书数十种，费时五六年”
，多为“所学非所用之物”
，除“号为士者，尚称有用”
外，其余“为商为工为农者，则于此等书籍毫不相关”
。
作者认为，如此“误人子弟之教法，一经道破，无有不恍然思返者”
；但实际的情形是，由于“相沿已久，人竟深信不疑，绝不究其实效之如何”
。
该文将此归咎于“科举之锢习，深入人心已数百年”
，非一朝一夕所能“刬除而悉去之”
。
[7]
其实恐怕不是那么简单。
中国古有“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
的说法。
究竟何谓“文德”
固可以有各种解释，但多少总带点儿“知识就是力量”
那一西谚中“知识”
所具的“力量”
之意味。
在真正“士为四民之首”
的时代，如刘大鹏所言，士人“平居乡里，所言所行，使诸编氓皆有所矜式”
；[8]身为楷模的士人观念对追随的大众具有相当的权威性，士人推崇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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