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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活方式上则颇具影响力。
有大量青年农民“受其引诱，渐趋于游手好闲”
（该村共约两千人，这类青年农民近三百人）。
因此，当地“质朴之风俗大坏，流风渐趋****”
。
[40]
应该说，民初读书人眼中的“乡村”
，既是实在的，有时也是一个承载着多种想象的象征符号。
当年那些尝试新村和菜园一类自食其力的“互助”
生活者，就曾把乡村视为未受或少受污染的清纯处所，想象着与纯洁农夫共同劳作、打成一气的新生活。
[41]到1922年，顾颉刚等学术菁英在探讨学术界生活独立问题时，郑振铎便主张“淡泊自守，躬耕自给，弃都市之生活，专心去乡村读书”
；沈雁冰更提出一种现代“躬耕读书”
法，集合同志二十人组织“合股公司”
，因乡村没有图书馆不便治学，还要集资买书带去“大家公用”
。
只有常乃德认为这种乡村纯洁的想象是“中了古人的毒”
，其实“乡村的环境并不比城市好，恐怕还要坏一点”
。
[42]
经常返乡的李大钊或比这些人更了解乡村的实际，故看到其“黑暗”
的一面。
在乡村读书人渐养成“厌弃固有生活的心理”
之同时，胡适和俞庆棠皆已注意到城市未必接纳来自乡村的中学生。
故李大钊看到的“受害者”
是双向的：常在都市中游**的知识青年固然成了“鬼蜮”
，而失去知识阶级的农村也变成了“地狱”
。
两者都极大地影响了后来中国的发展，特别是双方的结合为后来中国的政治革命提供了最主要的人力资源。
[43]
[1]胡尔霖：《拟上学部条陈》（1908年），收入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2辑上册，277页。
[2]黄炎培：《中国教育史要》，序言6页、144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9，万有文库本。
[3]参见罗志田：《再造文明的尝试：胡适传》，41～45页，北京，中华书局，2006。
[4]马儒行：《述吾乡之小学教育及民众教育》，载《乡治》2卷2期，1页。
[5]刘大鹏：《退想斋日记》，1921年2月16日，2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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