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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即取阅“梁卓如所著《西书目表》，其中佳者，将购数册阅之”
。
次日便与其弟其子等一起赶在涨价前到矿务局和豆豉店购新书报（新学未大兴前新书报在矿务局和豆豉店出售，也殊有意致）。
[5]
买书者如此，卖书者亦然。
戊戌年五月，朝旨废八股，江西书商晏海澜立刻慨叹“废时文去二千金赀本矣！”
可知刻书卖书者当下就要受影响。
但他们也跟得甚快，两月后晏氏检随棚书至考试处出售时，已“多算学、医书，而八股、诗、赋、楷法，皆弃不用”
。
当五月时，有人劝晏将已改废科目之书“留之以待复旧”
，皮锡瑞以为“其在十二万年后乎”
？主张不必留。
晏氏幸亏未听皮言，他后来发现“经学书犹有人买，是为五经义之故也”
。
[6]由于尚有“五经义”
这一科目在，晏的损失当不如以前估计之大。
但戊戌政变后科举果然复旧，晏在新学书籍上的投资又面临当下的损失（即使他有远见将新学书保存到几年后再次改科考时，资金的回收期也太长），改科考对书商的直接影响是很明显的。
对应试者来说，考试以新学是尚意味着中国腹地的读书人可能因买不到“新学”
书籍，或买到而熟悉程度不够而竞争不过久读新学书籍的口岸士子。
山西举人刘大鹏即大约到1895年赴京应试后，才了解到口岸士人读的是什么书。
在集中补习新买回的新学书籍后，他终于醒悟到“当此之时，中国之人竟以洋务为先，士子学西学以求胜人”
。
这最后一点是关键性的：如果不学西学，就很难“胜人”
。
1902年，清政府又一次废八股而改试策论。
次年刘大鹏到河南开封再次应会试时，发现在山西还不多见的“时务等书，汗牛充栋，不堪枚举其名目”
。
应试者“皆到书肆购买时务诸书，以备场中查对新法”
。
可知新学的传播呈现出显著的区域性，读不同书籍的士人已不在一条起跑线上，科举考试的公平性和选出之人的代表性均已不及以往。
[7]
这样，不论是为了实行以澄清天下为己任的志向，还是为了做官光宗耀祖，甚至纯粹就是想改变生活状况，只要想走仕进之路（以及获得与此相关的教职），任何士人都必须转向以西学为主流的新学。
山西举人刘大鹏是被动追随者的一个显例，而湖南举人皮锡瑞则是一个主动追随者，他在光绪二十四年初决定加入南学会时自述说：“予入学会，特讲求新学。
考订训诂，恐将束阁，不复有暇著书。”
皮氏家境不丰，以教馆为生，他的趋新可见明显的社会层面的动机。
他那时曾与偏旧而家有恒产的湘籍学者叶德辉交谈，颇感叹叶之所以能“不喜新学”
，即因其“进退裕如，故不需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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