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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语殊可玩味,不能“进退裕如”
的皮氏自己,就不得不放弃自己原来所长的考订训诂而讲求并不熟悉的新学,以迎合当时湖南地方官正在推行的新政而取得馆地。
[8]
在四民社会晚期,“耕读”
为业本已越来越成为一个象征,许多读书人并不真的耕种土地,而是实行所谓“笔耕”
。
教书的馆地对不能做官的读书人来说不啻生活的保障,科考的转变直接影响到何种人才能得到教职。
当戊戌年湖南新政勃兴时,有一位“在沪上方言馆多年,通西国语言文字”
的师璜,即“闻湖南兴西学,归谋馆地”
。
那年五月,江西有位趋新士人雷见吾来请皮锡瑞代谋职,皮即指出“既停八股,或者谋事不难”
。
可知兴西学即为通西文者开放馆地,而停八股则新人谋事不难。
到戊戌政变后科举复旧,前此“各处书院求山长”
的现象“今无闻焉”
。
同样的人在不同政策之下当即可见境遇的判然两别,科举改革真是有人欢喜有人愁。
[9]
如果仅是考试内容改变,讲旧学者尚有一些选择余地,因复旧并非不可能,社会上也确实存在如此估算之人。
到科举一废,不会新学者就只能失馆,已不仅是束脩厚薄的问题了。
“士为四民之首”
,本多受社会供养,但那是总体言之。
对个体读书人而言,自己能够谋生是必要的基础。
这才是几千年未有的大变局:从耕读到政教的传统之路已不通,意味着上升性社会变动途径的整体转向。
新办的学堂不论从制度上和数量上,均不足以满足众多期望在社会阶梯上升等之人,社会动**的一个重要造因已隐伏在那里了。
清季兴学堂之举,就值得再作考察。
[10]清政府在改革科举之时,已开始兴办学堂来填补科举制的教育功用,这本是很有见识的举措。
但一种新教育体制并非一两纸诏书在短期内便可造成,而清季举国都已有些急迫情绪,终于不能等待学堂制的成熟即将科举制废除。
旧制既去,新制尚不能起大作用,全国教育乃成一锅夹生饭。
新学堂确实培养了不少“新人物”
,却未必养成了多少“新学人”
。
学子无学,是后来其社会地位逐渐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
据章太炎在1897年的观察,“浙中风气未开,学堂虽设,人以儿戏视之。”
[11]以浙江靠海之近,而风气尚未开,学堂不过被视为儿戏,余处概况可以想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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