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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后，风气已大开，但学堂的教育质量仍不高明。
1903年有人调查了江南的教育界，发现“仕宦中人，竞言开学堂，不知学堂为何事也；地方绅士，竞言开学堂，则以学堂为利薮也；士林中人，竞言开学堂，只以学堂为糊口也。”
[12]观此可知上有所好，下必趋奉；诏书一下，人人皆竞言开学堂。
但事前并无人才物质的充分准备，许多新学堂也就难以起到原设计的建设性功用。
真要广泛推行新学，还有许多实际的困难。
早在从八股改试策论时，就不仅许多考生不会做，更缺乏合格的阅卷者。
这在戊戌时的湖南一直是使趋新士人焦虑而未能根本解决的问题，他们后来不得不在《南学会章程》中“添入愿阅课卷一条”
。
[13]改策论已师资不足，遑论新学西学。
故南京、苏州、上海等地“最著名大学堂”
的情形是：“陆师学生派充师范，八股专家支持讲席；以格言语录为课本者有之，以夏楚击碎学生首者有之。
禁阅新报、禁谈自由。”
而“各府州县之中小学堂以及私设之蒙学堂，则分科教授，目录未知；官样文章，胡卢未肖。”
[14]
在办学堂最著力的张之洞长期管辖的两湖地区，在1903年时也甚感“苦无教习”
，最多只能办不太合格的中等学堂。
当地的留日学生观察到：“今日欲聘教习，求之中国，能教英文、算学者则有之矣，能教物理、化学者则未之闻也。”
如果想聘请留学生，则“留学生之卒业者，寥寥无几。
即间有一二，亦不易于招致。”
若聘外国人，则“言语既苦其难通，薪俸又嫌于过重”
。
结果，湖南的新兴学校里，教习“无非调剂老朽之举贡编修”
。
可知两湖地区的情形与江浙基本相近。
梁启超认为这是那时全国普遍的现象。
他在《新民说》中指出：当时各省虽“纷纷设学堂矣，而学堂之总办提调，大率最工于钻营奔竞、能仰承长吏鼻息之候补人员也；学堂之教员，大率皆八股名家弋窃甲第武断乡曲之巨绅也。”
[15]
教员如此，学生自然高明不到哪里去。
梁启超在戊戌年曾希望“异日出任时艰，皆[时务]学堂十六龄之子”
。
叶德辉即反驳说：“天津水师学堂、上海方言馆、福州船政局，粤逆平定后即陆续创开，主之者皆一时名臣大僚；三十年来，人材寥落。
岂今日十六龄之子异于往日十六龄之子？亦岂今日之一二江湖名士异于往日之名臣大僚？然则人材与学堂，截然两橛，概可知矣；然则学堂与书院弊之一律又可知矣。”
[16]
如果说叶德辉是因守旧而多见新学之不足，长期主持北洋学堂的新派人物严复也赞同此看法，他指出：“旧式人才既不相合，而新者坐培养太迟，不成气候。
既有一二，而独弦独张，亦无为补。
复管理十余年北洋学堂，质实言之，其中弟子无得意者。”
除伍光建“有学识而性情乖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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