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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较少关联。
换言之，“知识”
——尤其专业化的知识——不是他们学习的主要目标。
进入民国后的教育体制，的确是在传授和学习专业化的“知识”
，培养出来的真是所谓“知识人”
，所以我也并不刻意排除用“知识”
来界定这一群体（如对出于新教育体制的学生群体，我便一向沿用“知识青年”
的称谓）。
“知识”
本身是一个涵盖广泛的词汇，其与专业化的密切关联，不过是晚近的事。
从长程的历史眼光看，把中国读书人视为知识人，应不致引起误会。
但在近代这一过渡时代，一方面传统的读书行为虽有断裂，仍在延续；另一方面“知识”
确实呈现出日益专业化的趋向，当此之时，对那些习惯于从字面理解词义的读者，用“知识”
来界定这一群体，就可能产生某种程度的误导。
或者还是“读书人”
的称谓，既更能传达其原初的含义，也可兼顾其处于改变中的含义。
正是在过渡时代的“混成”
语境下，读书人的自我定位和社会定位都出现了变化。
与此关联最密切也最直接的体制变化，就是废科举和去经典。
四民社会解体的结果是士人原本具有的楷模地位动摇，经典淡出更造成了“读书”
观念的转变，曾经追求“无用之用”
的读书人，后来长期受到“不事生产”
、“一样不会”
等指责（详后）。
关于科举制的废除，已经有较多的论述。
而传统经典从人们的生活中淡出，则是近代一个非常重要而迄今研究不足的重大变化，需要略作陈述。
[1]钱穆：《国史新论》，182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2]本段与下段，见《清实录·宣宗实录（五）》，第3册，21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影印本。
更详细的奏章和礼部议覆，见礼部自修的钦定《科场条例》，英汇修，咸丰刻本，卷十三，页12B-13A。
不过，“以法律为诗书”
一句，反不见于详本。
[3]文廷式：《纯常子枝语》，卷三十五，页16A—16B，上海，商务印书馆，1943影印。
[4]章太炎：《国学讲演录·经学略说》，47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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