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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和民初的反传统者基本继承了传统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无论是清理学术源流还是反传统，他们关怀的其实都是当时或将来的国家、人民和文化的地位。
[10]
从历代士人赋予“三代”
的丰富含义看，对“过去”
的认知实际也充满想象的成分。
陈训慈后来说，“西国浅学之士，往往因吾国现时之不竞，忽忘其过去之事迹”
。
[11]这一倾向同样体现在不少近代中国士人的身上，则中国“过去”
实际是在为其“现在”
的失败承担责任。
部分或因“西方”
已取代“三代”
成为美好想象的载体，近代人多视本国之“过去”
为已知，故将想象的“特权”
赋予那未知的将来。
许华兹（BenjaminSchwartz）以为，“当民族—国家处于衰亡之时，那儿的民族主义者就很难在往昔的民族旋律中去寻求价值，因为那与民族富强的需求背道而驰”
。
[12]对很多中国士人来说，由于未来必然是或至少可能是美好的（即可能类同西方），本民族固有之文化是否保存已不那么重要，从传统中寻找不足（而不是光荣）以摈除或改进这样一种“反求诸己”
的取向不但不那么可怕，而且简直成为走向美好未来的必由之路。
对五四人而言，全面反传统似成为国家民族得救的必须，这也有一个逐步发展扩充的进程。
[1]张先生认为，既存“社会科学上所谓原理原则，都是从西方文明史的发展规律里面归纳出来的”
，如果不“在广大的非西方世界的历史中考验”
，特别是经过“拥有极其丰富史料的中国史”
的考验，就不能说具有“世界的通用性”
。
他由此看到了“西方社会科学的局限性和中国历史（以及其他非西方史）在社会科学上的伟大前途”
，这一宏大问题非常值得进一步思考。
参见张光直：《连续与破裂：一个文明起源新说的草稿》，见氏著：《中国青铜时代》，第二集，131～143页，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0；另见徐苹方、张光直：《中国文明的形成及其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载《燕京学报》新6期（1999年5月），8～16页。
[2]当然，夷夏之辨本身也有开放的一面，其主流是以文野区分夷夏；一旦西方文明中国野蛮的观念确立，夷夏之辨的观念也可以为同化于西方提供理论支持。
参见罗志田：《夷夏之辨的开放与封闭》，见《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思想》，35～60页，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8。
[3]章绛：《原学》，载《国粹学报》第6年（约1910）第4期。
按该报按栏目的类别分页，我所用者有的是原初分册本，有的又是全年分类重装本，难以统一，故不标页；时间则依原刊惯例写明第几年，每一年首次出现时注明大致相应的公元年份。
[4]章太炎：《中国文化的根源和近代学问的发达》，见陈平原选编：《章太炎的白话文》，67页，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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