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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党的《时事新报》在社论中说：《加拉罕宣言》正是建立在威尔逊的和平原则之上，“只是威尔逊自己却不能把他实现”
。
这很能表现中国士人学西方的榜样由美往俄的转移。
陈独秀在1918年底所作的《每周评论》的《发刊词》中，还曾称威尔逊为“世界上第一个好人”
。
到1923年12月，北大进行民意测量，投票选举世界第一伟人，497票中列宁独得227票居第一，威尔逊则得51票居第二。
威尔逊从“第一好人”
变为“第二伟人”
，正是由美到俄这个榜样的典范转移趋于完成的象征。
故吴宓慨叹道，几千年来孔夫子在中国人心中的神圣地位，“已让位于马克思和列宁”
。
若仅言新文化运动那几年，则把孔夫子换为威尔逊倒更加贴切。
毛泽东后来总结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时说：自鸦片战争后，“先进的中国人”
一直在“向西方国家寻求真理”
。
那时的结论是：“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
故“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
。
但新学家自己虽然颇有信心，“先生老是侵略学生”
这一事实却“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
。
直到苏俄十月革命之后，几代“先进的中国人”
学西方得出的最后结论乃是“走俄国人的路”
。
[8]“先生是否侵略学生”
的确是中国人选择学习榜样的一个关键因素，巴黎和会与《加拉罕宣言》的象征意义由此凸显。
而且，正是在“西方”
已分裂的情形下，以谁为“先生”
的选择才变得明确起来。
“新俄”
及其附载的意识形态对中国人的吸引力是多重的：自由主义者或者看到革命后的建设和“改造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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