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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与多数国民相背驰”
,故皆“宜究心社会主义”
;只有“人究其书,乃可言取舍,乃可言因应也”
。
[4]中国新旧各政治力量和思想流派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这一点上,大家关怀和思考的问题是一致的。
当然,各派所说的“社会主义”
有相当大的甚至可能是实质性的区别。
胡适指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王揖唐的社会主义不同;你的社会主义,和我的社会主义不同。”
大家都谈社会主义,“同用一个名词,中间也许隔开七八个世纪,也许隔开两三万里路,然而你和我和王揖唐都可自称社会主义家。”
[5]各家在社会主义名词之下的“大联合”
确实可能混淆了各自的主义认同,但相差甚远的思想观念也要用同一个名词来标榜,最能提示“社会主义”
在那时的吸引力。
胡适自己与当时许多读书人一样,曾长期向往社会主义,视其为世界发展的方向,他后来还把新俄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一“空前伟大的政治新试验”
纳入这一世界发展方向之中。
一向反对专制的自由主义者胡适竟然能够赞许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苏俄,就在于他相信苏俄“真是用力办新教育,努力想造成一个社会主义新时代。
依此趋势认真做去,将来可由狄克推多[专政]过渡到社会主义民治制度”
。
正是基于这一判断,胡适在1930年断言:苏俄与美国“这两种理想原来是一条路,苏俄走的正是美国的路”
。
“俄国人的路”
与西来的“社会主义”
本是直接相关的。
五四人,包括共产主义者,对中国社会或主张改良再生,或主张从根推翻而再生,其着眼点都在再造的一面,根本目的是相通的。
胡适在1921年初给陈独秀的信中就明确地将《新青年》同人划为“我们”
,把梁启超及《改造》同人划为“他们”
,界限甚清。
共产党人对胡的说法有正面的回应,中共”
二大“发出的宣言中即表示“愿意和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革命运动联合起来,做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
,陈独秀本人到1923年底还认为,唯物史观派和实验主义派应结成联合战线以扫**封建宗法思想。
邓中夏在几乎同时对中国思想界的划分,所用词汇标签虽不一样,实与胡适完全相同。
共产党人与自由主义者胡适的观念当然有许多根本的歧异,但双方在那段时间的接近,仍说明后五四时期中国思想社会的激进化实远超出我们过去的认知。
一般而言,已树立地位的社会精英是既得利益者,最不支持任何形式的革命。
但民初中国的情形则反是。
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因鼓吹、参与、或支持革命(包括政治、文学、思想、家庭等各种“革命”
)而先一举得名,继则获得社会承认,或入名大学获高薪教职,或竟直入政界为高官,成为名实俱获的社会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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