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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意思的是，这些知识分子在树立地位之后，仍不同程度地或支持或参与文化、思想、社会甚而政治等各种革命。
我们只要看一下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北大，从校长蔡元培到陈独秀、胡适等教授，便可见此情形之一斑。
特别有意思的是，在胡适相当激进的20年代，曾任北洋政府部长的汤尔和却认为胡适那几年“论入老朽，非复当年”
，说明北洋政府中人其实也并不怎么“落后”
。
胡适自己也曾对北京政府教育部在1920年明令各小学三年内全部使用白话教材而大感意外。
而阶级意识已见于操生杀大权的军阀告示之中。
此时世风之激进，可见一斑。
[6]周作人在1926年也认为“阶级争斗已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并不是马克思捏造出来的”
。
他根本以为“现在稍有知识的人（非所谓知识阶级）当无不赞成共产主义”
，只有“军阀、官僚、资本家（政客学者附）”
才不赞成共产主义；他自己就“不是共产党，但是共产主义者”
。
[7]
这样的激进化越来越难与国际风云分离，中国内部的思想论争也越来越呈“国际化”
。
自苏俄宣布废除不平等条约之后（实际上并未完全实行），北京学界思想界的左倾亲俄风气相当盛。
1925年时关于苏俄是敌是友的问题曾在北方引起一场大争论，张奚若当时曾指出，“在今日人人对于这个重要问题不敢有所表示的时代”
，《晨报》敢站出来公开发表反对共产和苏俄的言论，“令人非常可佩”
。
[8]部分可能由于当时执政的北洋军阀正在反对“赤化”
，学界思想界为维持自身独立的清流地位，此时或不便站出来反共反俄，所以《晨报》此举的确要冒“阿附”
的嫌疑。
但从上述周作人等的观念看，思想界的激进恐怕是更为根本的因素。
在20年代已被一般人认为“落伍”
的梁启超或者有资格列入周作人所说的“政客学者”
，他就确实反对共产主义。
我在别的文章中引述过他1927年一段“声明”
，即他反对共产，但反对资本主义比共产党还厉害。
他对现代经济病态的诊断“和共产同一的‘脉论’”
，但“确信这个病非共产那剂药所能医”
。
[9]梁说这段话是因为其子梁思永给他的信中“很表同情于共产主义”
，据他的了解，“国内青年像思永这样的百分中居九十九”
，与周作人的观察大致相同。
而梁的表态尤其反映彼时各派思想的异同，曾经激进但早已被视为稳健甚或“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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