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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只是个象征；后者因为国难影响下民族主义的兴起等原因，大致是一个民主与独裁并进的结局，即执政的国民党政府基本实行独裁而民间仍有大量知识分子以民主为口号。
这两大争论可以说是后五四时期中国思想界对五四基本理念的反思，从思想史的角度对此反思进行检讨只能另文为之，这里只简略论及其凸显西方分裂的一面。
1923年的“科学与人生观”
论争时，双方的主将张君劢和丁文江均于1919年随梁启超西游世界大战后的欧洲，其所观察到的，以及其所援以为据的，其实多是西人自己对西方文明的不同反省，只不过将战场移到中国而已。
论战中张君劢一方相对更具“东方文化”
意味，但丁文江在其第一篇反驳文章的一开头，就点出“玄学鬼”
的西来性质，明确了这实质上是一场西与西战。
中国作为西方观念的争论战场自有其重要意义，西人自身的不同反省在中国的重演（或引申）正好凸显了“西方”
这一整体形象在中国的分裂。
[4]
“赛先生”
虽曾受到挑战，但其地位基本稳固。
相比起来，在激进的世风下，另一五四人特别注重的“德先生”
在民国初年的经历就远没有那么顺利。
伍启元在30年代初观察到：“科学虽是受过一度的反对，但现在已深深的走入中国所有的青年的脑海中。”
然而“‘德谟克拉西’在中国的地位怎样呢？现在执政者不肯欢迎真正的‘德先生’，一般人民正在用怀疑的目光去注视‘德先生’，有许多人正大声疾呼的反对‘德先生’。”
[5]这正是北伐后《新月》派知识分子与国民党政府关于“人权”
论争的语境。
那次论争很能体现“西与西斗”
的特色，两造的思想武器其实多为西来，国民党虽已绝俄，其统治方式可见明显的苏俄影响；而《新月》派的基本主张当然是西来的，他们的目的其实仍是怎样在中国推进“德先生”
。
伍启元指出：当时胡适正是“完全站在西方文化学者的地位来讨论人权，介绍和宣传‘德谟克拉西’”
。
因为“科学在中国可算是成功了，但‘德先生’在中国处处不及‘赛先生’”
，故胡适是“抱着介绍‘赛恩斯’时的精神来介绍‘德先生’”
。
综观那次人权运动，“若果说他们是反国民党，毋宁说他们是介绍西洋文明的‘德先生’”
。
“九·一八”
之后的“民主与独裁”
之争是“德先生”
遇到的又一次挑战，论战双方皆以西洋留学生为主，我们如果考察他们的观念，同样具有明显的西与西战性质（详另文）。
如果从整个近代这一中长时段看，可以说新文化运动既是西潮在中国的巅峰，也是其衰落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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