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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青年》同人在后五四时期的分化正可从“西方分裂”
的角度观察：早期的《青年》或《新青年》尚处西方整体观的余荫之下，故胡适敦促大家多谈问题少谈主义，各种人也还大体能结合在一处。
五四以后即渐分，表面是分裂为激进与稳健两派，实则与“西方”
的分裂有很直接的关联。
故学界思想界均有所谓英美派、法日派以及尚不明显的俄国派之分。
尊西的新派出现这样的社会区分当然影响其整体的实力，陈端志注意到，自新文化运动分裂为实验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两派后，中国文化思想界就“失去了重心”
。
[6]
不久后全盘西化论的提出，恰是西潮略衰落而中国传统稍有复兴的表征。
盖前此大家皆西向，本不必再言西化。
只有到西化已成疑问之时，才需要大肆鼓吹。
正如由西人来提倡保存中国国粹最足表明中国传统的衰落一样，西化而必须争，且须全盘，正反映出西化派本身在“西方分裂”
语境下的危机感。
当然，这样的危机感只是已居正统的主流对边缘上升之潜在危机的预感。
反观那些提倡中国本位文化者，其思想资源仍多从西来，尚非完全本位（更本位的如章太炎等似尚不在此“话语天地”
之中，其关怀也有所不同）。
全盘西化论和中国本位文化论这类“整体”
观念的提出，说明那时中国思想界的分歧有向两极化发展的趋势。
而其转折点，即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
的分裂。
伍启元指出：清季民初的趋势，本来是“大家一天比一天的向西方文化接近”
，但“欧战叫醒了一般人的迷梦，物质文明被许多人宣告了破产。
于是中国许多学者，都要把中西文化拿来重新估价、重新比较。
东西文化的讨论，因而盛极一时。”
但这并不是真正的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争论，那时“凡是主张西洋文化的，多是赫胥黎和杜威的信徒；凡是主张东方文化的，必是受罗素的影响。”
与带来西方科学思想的杜威不同，罗素在中国“最大的影响，不是他在哲学上的主张，却是他对中国文化的赞扬”
，两人的“贡献是相反的”
。
[7]这是典型的中西名义下的西与西战。
类似的情形尚多。
在政治主张层面，杨铨注意到，那时接近联省自治而提倡农村立国的章士钊表面好像是以中国针对西方，其实仍本西说。
章自1922年从欧洲归国，即“力倡农村自治及农村立国之说。
其第一次发表主张即为代赵恒惕捉刀之宣言”
，所针对者为欧洲的以工业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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