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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于1923年11月在《新闻报》发表《农国辨意》，进一步申说此意。
但杨氏本留学生，立即看出“其说实本英国潘悌（Penty）之农村基尔特主义，故以‘联业’为自治之基”
。
[8]潘悌的学说大约也是欧战后西人自我反省的一种观念，为新去欧洲的章氏所贩回。
仍是一个在中西对峙的表象下以西来思想针对西方观念的例子，很能说明当时思想界的实际倾向。
更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以北大为中心的新文化派与以东南大学（南京高师）为中心的《学衡》的南北论争。
胡先骕后来总结说：“当五四运动前后，北方学派方以文学革命、整理国故相标榜，立言务求恢诡，抨击不厌吹求。
而南雍师生，乃以继往开来融贯中西为职志。”
南方不仅有以王瀣、柳诒徵为代表的传统文史之学，即使是“欧西文哲之学”
，也因刘伯明、梅光迪、吴宓、汤用彤等留学生的主讲，“欧西文化之真实精神，始为吾国士夫所辨认。
知忠信笃行，不问华夷，不分今古；而宇宙间确有天不变道亦不变之至理存在。
而东西圣人，具有同然焉。
自《学衡》杂志出，而学术界之视听以正。
人文主义乃得与实验主义分庭而抗礼。
五四以后江河日下之学风，至近年乃大有转变，未始非《学衡》杂志潜移默化之功也。”
[9]
过去我们多将《学衡》派视为“文化保守主义”
，其实该派主将吴宓就自认他本人不是在传接中国文化的传统，而是“间接承继西洋之道统，而吸收其中心精神”
。
[10]《学衡》杂志的出现确有象征性的转折意义。
新文化运动初起时，新旧的对立基本是以对中国传统的态度区分，各种新老“新派”
大体还在一条线上。
欧战后杜威来华讲学时，留英美学生尚为一大致的整体，杜威在南京的讲学正由刘伯明等为之翻译。
到1922年《学衡》出，表面上似仍以对中国传统的态度区分，实际上已成西与西斗，争的是西学正统。
胡氏的“人文主义与实验主义分庭抗礼”
一语最能表述以中国为西方思想战场的实质。
后五四时期所谓“折衷派的东方文化学者”
中最著名的梁启超和梁漱溟都很能体现这一特色。
伍启元已注意到梁启超虽然由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转变为“赞扬东方旧有的文化”
，却“并不反对新文化”
。
[11]这是个常为人忽视的重要区分，梁并不向新文化人挑战，是新文化人不允许“折衷”
。
实际上，梁启超（以及梁漱溟）与陈独秀一样认为西方文化最大的贡献是科学与民主，不过因为科学可能被误用，故需要创立一个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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