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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为中国人提出的步骤是：“第一步要人人存一个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第二步要用那西洋人研究学问的方法去研究他，得他的真相；第三步把自己的文化综合起来，还拿别人的补助他，叫他起一种化合作用，成了一个新文化系统；第四步把这新系统往外国扩充，叫人类全体都得着他好处。”
[12]这里非常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文化的真相要靠西洋方法才能认识，在“方法”
备受推崇的时代，此语的意味极为深长。
同样，通常认为比梁启超更“东方”
的梁漱溟也认为，中国人对于人生，“第一，要排斥印度的态度，丝毫不能容留；第二，对于西方文化是全盘承受，而根本改过，就是对其态度要改一改；第三，批评的把中国原来态度重新拿出来。”
梁氏主张以周公孔子的真精神来治中国，但他对经济的重视却提示着另外的方向。
他曾说“谁对于中国经济问题拿不出办法来，谁不必谈中国政治问题”
。
这虽然还接近孔子的“富而后教”
的观念，恐怕已不是纯粹的儒家思想。
到他说“村治”
不是改良而是一种秩序上的“革命”
，要“从旧秩序——君主专制政治、个人本位的经济，根本改造成一全新秩序——民主政治、社会本位的经济”
时，可以说绝对非孔子、周公的固有精神，完全是西来的新知。
[13]
所以伍启元总结说：五四后十余年间，“中国总逃不出‘模仿’的工作。
例如张君劢不过想做中国的柏格森，胡适不过想做中国的杜威，陈独秀不过想做中国的马克斯，郭沫若不过想做中国的恩格尔，甚至最近梁漱溟提倡中国文化的文章，也不过是‘模仿’罗素的理论吧！”
[14]伍本人是希望中国赶快脱离模仿而进入创造的，他大约是在恨铁不成钢的心态下才说出这样的话，虽不免失之过苛，仍多少提示了民初中国思想界一方面随西方而动，同时又以西方观念为武器相互竞争这一时代特征。
这当然只是那时中国思想界的一个倾向，王造时在大约同时就有不同的观察，他发现“以前张君劢先生说了几句关于人生观的话，便有丁文江先生等一大群人去打玄学鬼；今年由考试院长戴季陶先生等所发起的时轮金刚法会在北京举行，在丁文江胡适之先生等脚下大演法宝，闹得轰轰烈烈，文化城中倒没有人去喇嘛庙里打鬼。”
在他的眼里，“新文化运动的影子没有了。
又是一朝江山，又是一朝君臣，又是一个时代。”
[15]对王来说，时代已大变，政治的剧变不必言，就是思想界的社会组成也已发生根本的转变，而中国的问题却依旧，仍然需要“复兴新文化运动”
。
后五四时代的中国情形究竟如何，在五四运动八十周年的今天仍值得我们反思。
原刊《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3期
[1]杨铨：《中国近三十年之社会改造思想》，载《东方杂志》21卷17期（1924年9月10日），55页。
[2]陈端志：《五四运动之史的评价》，338页。
[3]参见本书《新的崇拜：西潮冲击下近代中国思想权势的转移》。
[4]丁文江：《玄学与科学》，见《科学与人生观》，41页，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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