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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观念受人欢迎处也正在此），中国必然有发达的一天，西方不过是先走一步，此时暂处前面而已。
[10]
不过，由于近代中国的新与旧本身已成价值判断的基础，故从传统中生出的一派不可能成为主流。
且守旧派确实既提不出对现实问题的解决方法，更不能从复旧（已经失败的旧）中保证比现在更好的将来。
而趋新派至少可以描绘美好的前景；他们立足于这一想象的描绘，可以提出无限多种可能解决现存问题的办法。
[11]
对于许多趋新者来说，由于未来必然是或至少可能是美好的，本民族固有之文化是否保存已不那么重要，从传统中寻找不足（而非光荣）以摈除或改进这样一种“反求诸己”
的取向不但不那么可怕，且成为走向美好未来的必由之路。
章开沅先生注意到：1903年时的上海新人物，即主要是“面向未来，因而敢于否定过去”
。
[12]后来的新文化运动，实多偏向于这一取向。
但正因为他们的基本目标是力图重建“民族或国家的整体目标与价值体系”
，以“指向一个风格不同的未来”
，他们的反传统，恰是出于民族主义的关怀。
这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与其他许多地方民族主义的一个显著区别。
或亦因此，清季中国士人一面努力收拾西方的民族主义学理，一面又试图与西方保持一定的距离。
1904年《江苏》杂志一篇论民族精神的文章说：
民族精神所由发现者有二：其一曰由历史而发生者也；其二曰由土地而发生者也。
言爱国者，群推欧洲。
欧洲之史，进步之史也。
非唯欧人爱之，吾亦爱之。
然而，吾爱之而不能发达之使如欧人之自爱者何也？则以吾国历史、土地之不同使然也。
祖宗之血质、社会之习惯、个人之感情，既使我以不能爱吾国而兼爱其他，则吾之爱吾国也不得不专。
而见他人之国，虽其机械发明、文艺日新，吾亦唯崇拜之尊贵之而已。
又岂可自许其文明，遂心醉西风哉！
[13]
这里“言爱国者，群推欧洲”
一语，最能提示当时中国“话语权势”
之所在。
这篇文章特别提出区分崇西、尊西与心醉西风的差别，是个重要差异：对西方尊而崇之并无不可，但爱则仍在吾国，这是最后的准则。
正如此文作者所说：“言民族之精神，则以知民族之历史与其土地之关系为第一义，而后可以言生存竞争之理。”
立脚点站稳之后，当时流行的生存竞争、优胜劣败之理便不容易影响民族自信。
从思想的社会角度考察，只要落实劣败者为“我”
而思改进之，则无论其出何策（包括反传统与全盘西化），仍然是民族主义者。
故观察近代尊西之人，最后还要看其是否爱欧洲或爱“文明”
胜过爱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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