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一秒记住【久久文学】地址：https://www.jjwxx.com
只要不逾此最后界限，应该说都是民族主义者。
在爱默森看来，从世纪之交的民族主义思想先驱者孙中山开始，中国无疑已步入一个民族主义阶段，其标志是不再为了已经被历史证明为失败的旧世界而与入侵者斗争，即不再以因冲击而反应的模式与外来势力为敌；而是寻求一种新的途径，努力接受外来的新事物，摹仿西方的榜样。
[14]不过，孙中山虽也尊西趋新，那一代革命党人的民族主义是以反清斗争为开端的；真正面向以西方为核心的“世界”
者，恐怕更多是新文化运动那一代人。
故反传统的倾向虽兴起于清末，却大盛于新文化运动时期。
以前不少人将新文化人的激烈反传统归因于传统的压迫，其实不尽然。
[15]胡适就指出，文学革命与以前的白话文运动的一个不同，就是“老老实实的攻击古文的权威”
。
换言之，文学革命的“建设性”
中，本身就包含了主动的攻击性。
他曾定义说：“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只是一种新态度。
这种新态度可叫做‘评判的态度’。”
其“最好的解释”
即是尼采所说的“重新估定一切价值”
这八个字。
胡适明确指出，那“重新估定一切价值”
即“凡事要重新分别一个好不好”
这一点，主要是针对中国文化的。
新思潮首先要“表示对于[中国]旧有学术思想的一种不满意”
。
他后来更进一步表扬尼采“对于传统的道德宗教，下了很无忌惮的批评”
；其“‘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确有很大的破坏功劳”
。
可知这“重估”
虽然也还有分别出“好”
的可能性，却无疑是侧重于破坏和反传统一线的。
[16]
不过，胡适本自清末走来，他也带有晚清人那种为“自立”
而“自破坏”
的心绪和思路。
他自己曾说：“传教士的真正价值，在于外国传教士就像一个归国留学生一样，他总是带回一种新的观点，一种批判的精神。
这样的观点和精神，是一个对事物之既存秩序逐渐习以为常、漠然无动于衷的民族所缺乏的，也是任何改革运动所绝对必须的。”
[17]这里表面说的是传教士，实则更像是一个即将归国的留学生的自我定位，是典型的夫子自道。
这样的宗教使命感，使胡适有意无意间抑制了自己持有的许多观念。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章继续阅读！若浏览器显示没有新章节了，请尝试点击右上角↗️或右下角↘️的菜单，退出阅读模式即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