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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心理的完形和维持个人形象的完整一致，他不得不做出许多调整，甚至不知不觉进到为批判而批判的地步。
胡适曾经攻击其他留学生出主入奴，一回国即“欲举吾国数千年之礼教文字风节俗尚，一扫而空之，以为不如是不足以言改革”
。
但他后来的所作所为，至少在功能上恰与此辈相近。
虽然他个人未必如他所攻击的那样已忘记本国历史之光荣、而为他国物质文明之进步所惊叹颠倒，但这正是许多人眼中胡适的形象。
[18]
正因有意扮演“外国传教士”
这一社会角色，胡适的行为每与其在留学时立下的志愿不甚吻合，特别是留学时较强的民族主义被压抑到最低点（但也只是压抑而已，此情绪仍存于胸中，有触动就要发作）。
他本来强调知历史而后能爱国，也一直想昌明国学以兴起爱国心，在其文学革命的“誓诗”
中，原来是要“收他臭腐，还我神奇”
，以昌明正宗的国学；[19]几年后却不得不以“整理国故”
出之，更不得不对人诠释为是要“打鬼”
，一变为截然相反的“化神奇为臭腐”
。
[20]再后来胡适干脆否认“中国学术与民族主义有密切的关系”
，他提倡的整理国故只是学术工夫，“从无发扬民族精神感情的作用”
。
[21]
其实，新文化运动前后，国际形势还相对缓和，也只有那时才能推行上述以“自立”
为目标的反传统取径。
周作人在抗战时体会到：“太平时代，大家兴高采烈，多发为高论，只要于理为可，即于事未能，并无不妨。
但不幸而值祸乱，则感想议论亦近平实，大抵以国家民族之安危为中心，遂多似老生常谈，亦是当然也。”
[22]
“九·一八”
后，国土已在丧失，亡国的威胁迫近，传统的地位立即上升。
尽管有些新文化人仍在延续此前不久提出的关于“全盘西化”
的辩论，但已有相当一些被后人界定为自由主义者的读书人在“民主与独裁”
辩论中站在“独裁”
一方，实已在考虑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更能救亡图存。
到国难深重时，新文化人更不得不一步步退向民族主义的本垒。
胡适在抗战爆发后终于走入实际政治而出使美国，因为“国家是青山，青山倒了，我们的子子孙孙都得做奴隶了”
。
[23]滞留北京的周作人也说：“中国文学要有前途，首先要有中国人。”
[24]
这些话绝非凭空而发，胡、周均是经受了辛亥革命洗礼的人，其安身立命处的思想，其实都在晚清形成。
只有从清季保国与保教之争这一思路去理解，才能得其深意。
周氏在1945年初说：中国与希腊的文学，都有其消沉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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