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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这样的无政府主义者，宁非激烈的民族主义者？
自己构建过大同学说的康有为，在20世纪初年就主张不妨暂将大同置后，而先据民族主义（即康所说“国民之学”
）致力于物质方面的“国争”
。
他指出：“昔者民权发轫，其重在民；今者国争，其重在国。”
而“中国向有中外之界，虽国民之学未开，而爱国之情深、排外之理笃，实不待于教也。
以今者国民之说大倡矣，人人之知爱国应更甚矣；而以今日媚外之甚、畏外之甚，实远不如昔者风气未开时也”
。
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人没有了解到，西方在提倡国民之学后又进入讲究物质之学的阶段。
所以，“国民之说，固吾所最鼓舞提倡、郑而重之，为今日救时之药也。
而以两者较之，则物质之重要尤急”
。
[17]
这是将“国民之说”
落实在武力之上，盖“方今竞争之世何世哉？吾敢谓为军兵炮舰工商之世也”
；“能自立而自保者，兵也；号称为文明，使人敬之重之者，兵也；掠其地、虏其民，系缧之、劫夺之、奴隶之，而使其人稽首厥角、称功颂德者，兵也”
。
武力既然已成“文明之标志”
，中国便应进行殖民扩张：“在今日竞争之世，真欲保守，必先扩张”
。
且“吾国生齿之繁，甲于大地，则移民生殖，实不得已。
若南美之广土，实吾之植民地”
。
而“保护植民，以广生计，实有国者之天职”
，所以他强调首先发展“不止防内，且可以拓外”
的海军，以保“子孙之长生”
。
[18]
那时康有为多次表述了效法欧人掠夺殖民地的想法，[19]关键是他竟然视此为“有国者之天职”
，与怀柔远人特别是“王者不治夷狄、不臣要荒”
的传统观念大相径庭，其思想转变诚可谓根本的质变，与一般人认知中欲为孔教“教主”
的康氏形象相当不同。
民族主义可能导致帝国主义是20世纪初年的普遍观念，清季中国士人对这一可能性曾多有议论；康有为显然认为：不到大同之时，便可以先行非大同之道。
他那种暂将大同置后而先致力于国争的主张，或也隐约体会到民族主义那建设与抗议的两面性。
[1]以下的分析相对简略，详见罗志田：《胡适世界主义思想中的民族主义关怀》，载《近代史研究》1996年1期。
[2]胡适：《四十自述》（1931-1932年），见《胡适全集》（18），57～58、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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