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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其实民国舆论何曾有这样大的力量，但杨氏对“舆论”
发展从部分到全国再到“旅华外人”
以至于“各国”
这一进程的描述，却从一个侧面揭示出民初中国权势结构一个特征，即外国在华存在（fnpresena）已成中国权势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拥有实际的和隐约的控制力量。
“旅华外人”
与“各国”
在民初中国政治中起着重要而直接的作用，是时人不争的共识。
北伐前已有人指出：“内政与外交，在我国今日实已打成一片，不可复分。”
[7]内政与外交的互联互动是民初政治的一大时代特征，由此角度看，中国民族主义的御外一面，与实际政治运作的关联异常密切。
既然外国在华存在成为中国权势结构的一部分，任何调整既存权势结构的努力都不同程度地与帝国主义势力相冲突，遑论根本改变权势结构的革命行动了。
内政与外交既然打成一片，攘外与安内就成为一个钱币的两面。
杨荫杭认识到：“战胜所得之物，谓之虏获品。
虏获品之最上者，人心也。
一战而人心向之，虏获品之至宝贵者也。”
[8]在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之时代，能与外国人一战，即可能获得此最宝贵之虏获品。
早在1913年外间传言袁世凯欲称帝时，章太炎就对他说：“非能安内攘外者，妄而称帝，适以覆其宗族，前史所载则然矣。
法之拿破仑，雄略冠世，克戡大敌，是以国人乐推。
今中国积弱，俄日横于东北，诚能战胜一国，则大号自归；民间焉有异议？特患公无称帝之能耳。”
[9]到1915年，梁启超再次提醒袁世凯，“对外一战”
实为称帝的一大前提：“大总统内治修明之后，百废俱兴，家给人足；整军经武，尝胆卧薪；遇有机缘，对外一战而霸，功德巍巍，亿兆敦迫”
，方有可能“受兹大宝”
。
[10]
1920—1921年中国军与白俄军战于库伦时，杨荫杭即指出：张作霖与曹锟皆坐拥重兵而富可敌国，“今日有援库之能力，而又有援库之义务者，当首推此二人。
就二人之强弱言，外观虽势均力敌，然一日能援库则强，不能援库则弱；就二人之贤不屑言，外观如一丘之貉，然一旦能援库则贤，不能援库则不屑。”
不久杨氏闻张作霖已领征蒙费三百万，又说：“如果张作霖能立功绝域，凯唱而还，则今日唾骂张作霖者，安知他日不崇拜张作霖？”
[11]
换言之，军阀的强弱与贤不屑，皆取决于是否对外作战。
在此意义上，攘外常可能有助于国内的政治竞争。
北洋后期南北双方均在不同程度上认识到这一点，并有所尝试。
杨荫杭便曾提出：“直、奉两派恐亦终于一战，与其战于国内，不如战于国外。
战于国外而胜，则国内之政敌不败而自败，且全国之人将为汝后盾。”
[12]若能对外战胜，即可取得国内竞争的巨大政治资本。
其实，只要对外敢战，即可得先手，胜负还是其次的问题。
那时一般军阀对此认识尚不足，而南方的蒋介石却表现出更敏锐的政治识力，他知道对外作战即使不胜，仍可得人心。
[13]
另一方面，自信不足的中国各政治势力又多有意寻求与列强或其中之一建立超过其他政治力量的关系，以确保其在内争中的有利地位。
孙中山在1922年曾说：“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运用外交政策的是否有当，实有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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