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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国中尤其以近邻日本和苏联最重要，“假如这两个国家都成为我们的盟友，当然最好。
如果不能，至少也要获得其一，我们的革命工作才能顺利进行”
。
[14]此后不久，就有“孙文越飞宣言”
和联俄的行动，正是有意识地“运用外交”
来确保“革命前途”
的典型范例。
有时没有获得外援，国民党也要营造已获外国支持的形象。
如1928年济南事件后，国民政府即曾故意制造已获美国支持的形象，以抗衡日本。
[15]
由于外国对中国内政的正式介入通常都附加有交换条件，未必是正面形象，属于“政治不正确”
，各政治力量又往往不能不隐藏其与外国势力的实际联系。
一方面，外援可以在物质上甚而心理上增强某一政治集团的势力；但在民族主义日益兴盛的民国时期，此集团也可能为此付出“失道”
这一潜在但巨大的代价。
1925年的“五卅事件”
一向被认为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之一，这一事件同时也凸显了当时内争与外交互联互动的复杂性。
事件的起因本是日人打杀中国工人，但很快因英国巡捕开枪而将中国人的义愤转向英国。
这中间日本政府的低姿态和英国政府的强硬政策，是造成目标转移的重要因素；但在苏俄顾问影响下的国民党（含共产党）的大量工作，也有相当的影响。
苏俄的主张因与中国时势契合，在部分知识分子尤其是边缘知识青年中颇受欢迎。
但联俄的国民党和共产党人在五卅事件中的所作所为，却也引起一些中国士人的警惕，直接导致了他们的仇俄思潮。
章太炎在五卅前虽也参加冯自由等人的重组同盟会和革命党人的工作，但并未专门针对“联俄容共”
，其主要目的是联合早年的革命力量以发挥作用于北洋统治区域，意在拥黎元洪倒段祺瑞。
五卅事件却使章太炎态度一变，因外患显然压倒了内忧。
当唐绍仪来与他商量倒段时，太炎即指出：“外交紧急，须外人承认者方能与开谈判。
若贸然倡议倒段，人将以不恤外患、好兴内争相訾，必无与吾党表同情者。”
[16]
当时太炎的心态，在其致黄郛的信中表述得很清楚。
他说：“中山扩大民族主义，联及赤俄，引为同族，斯固大谬。
惟反对他国之不以平等遇我者，是固人心所同。
沪汉变起，全国愤慨，此非赤化所能鼓吹。
斯时固当专言外交，暂停内哄。
大抵专对英人，勿牵他国；专论沪汉，推开广州（两政府本不相涉），则交涉可以胜利。”
他最担心“当局借交涉为延寿之术，国民军恃交涉为缓兵之策，惟以延长时日为务”
，以为这些都是“不肯积极为国家计”
。
当时黄郛已辞谢段祺瑞所任命的外交委员一职，太炎以为，“为人格计，固应如是。
但此次交涉，匹夫有责；督促政府，仍宜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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