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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竟国势与个人出处已成“骑虎之势，无法苟全”
了。
[17]
对比一下孙中山和章太炎这两位同盟会老战友的观念，可见他们同样注意到俄、日两国对中国的影响力，不过一向主张利用外力于内争的孙中山计划先安内（取得革命的成功）后攘外（孙固主张反帝），而章太炎则以为中外之别大于任何内部政争，攘外应先于安内，且有助于安内。
太炎熟悉史事，他知道中国历史上在内争中引入外力的结果通常都对中国不利，故强烈反对即使是策略上的引外力入中国（这正是老革命党章太炎激烈反对国民党联俄的根本出发点）。
两人所关注和思虑的相同，而实际的策略则相去甚远。
太炎的意思很明显：中外矛盾与国内政争出现冲突时，后者要让位于前者；国家需要与个人出处有所矛盾时，国家需要应该优先。
“骑虎之势，无法苟全”
一语，最足表达太炎因外患而不得不支持他本反对的中央政府的无奈心态。
结果他与唐绍仪联名致电段祺瑞，责其对外交案“不肯上紧办理，而反迁延时日，借为延长祚运之符”
；故“人以外交案为忧，执事转以外交案为幸”
。
他们督促段氏在外交谈判上“严持国体，努力进行，务达目的，以图晚盖”
。
[18]同样，对于收回租界等权益，太炎也并不因为是联俄的孙中山在提倡，就不赞同。
在太炎看来，此次中外交涉之所以无进展，“盖由学子受赤化煽诱，不知专意对付英国，而好为无限制之论。
如所云‘打倒帝国主义’、‘国民革命’者，皆足使外人协以谋我，而且令临时政府格外冷心。
此案恐遂无结果，徒伤无事之人，而赤化家乃得阴受金钱，真可恼亦可丑也。”
[19]梁启超那时也说：“这回上海事件，纯是共产党预定计划，顽固骄傲的英侨和英官吏凑上去助他成功。
真可恨。
君劢、百里辈不说话，就是为此。
但我不能不说，他们也以为然（但嫌我说得太多了）。
现在交涉是完全失败了，外交当局太饭桶，气人得很。
将来总是因此起内部变化。”
[20]
当时人所说的“共产党”
，含义并不精确，常常是包括（或根本就是指）左派国民党人及苏俄在华的影响。
像张君劢和蒋百里这样的人，在民族矛盾与其本派势力及观念发生冲突时显然更重视其利益与观念；而梁启超作为一国之士，却不能不站在“中国”
的立场上说话。
梁在此时已能看出民族矛盾将引起中国内部政争的变化，确有眼力。
章、梁两人都感到一种说不出口的“气人”
和“可恼”
之处，就是明知五卅引起的群众运动中有其不欣赏的国民党的努力，且国民党和共产党也在此运动中得分；但作为“国士”
，在中外矛盾之前，只有义不容辞地站在祖国一边说话。
这虽等于实际上间接支持国民党或共产党，也不能不为；而正因为如此，就更觉“气人”
和“可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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