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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两人的气恼也提示出，在政治运动中有意识地运用民族主义，已成当时中国政治活动的一个倾向。
杨荫杭在1922年已注意到，各派军阀攻击对方，往往以“卖国”
出之。
军阀通电中所用的语言在多大程度上代表其真实思想，是一个需要考究的问题。
但“近人滥用‘卖国’字，凡异己者，即以此头衔加之”
的现象，[21]至少说明军阀了解到这样做可对异己方面造成损害。
可知政治性运用民族主义，已渐从无意识进到意识层面，成为通行的手法，并非苏俄引入中国的新事物。
1925年末，正与冯玉祥争夺的军阀李景林通电讨冯，说冯“助长赤化风潮，扰乱邦人；若不及时剿除，势将危及国本”
。
李本人则“荷戈卫国……持此人道主义，以期殄灭世界之公敌，而挽我五千年来纪纲名教之坠落”
。
时服务于逊清朝廷的郑孝胥立刻注意到，“此极好题目，惜吴佩孚不解出此”
。
[22]郑氏确为解人，不久各军阀的通电中便多以“反赤”
为其军事行动正名。
1926年11月，服务于孙传芳的著名学者丁文江对好友胡适说：“你知道我不是迷信反赤的人，就是孙[传芳]也不是迷信反赤的人。
无奈过激派与极端反动派倒可以联合，温和派的人则反是孤立。”
[23]我们如果看看当时的文电，不“迷信反赤”
的孙传芳，其反赤论调实丝毫不低于其他反赤的军阀。
那么，其他军阀又在多大程度上是真正“反赤”
，而在多大程度上是利用“反赤”
作为政治斗争的武器呢？当年政治活动这一复杂性显然增添了后人解读时人“话语”
的困难程度，也促使研究者在使用和处理材料上不得不更加谨慎。
但军阀争相使用“反赤”
术语于其文电之中，说明这样的术语在当时确有一定影响力（至少使用者认为如此），这样一种以民族主义为政治工具的取向颇能提示民族主义在当时中国政治中的作用。
其实，“反赤”
和“赤化”
大约各对相当数量的社群有程度不同的吸引力和伤害力。
新文化运动时期世界主义的风行正是联俄的国民党号召进行“世界革命”
的思想语境。
南方的活动开始并未引起全国太多的注意，但1924年底孙中山的北上，恰与国民党内反对“容共”
的一部分元老离粤北上京、沪活动大致同时，本系偶然的两事重合，却无意中促进了北方及全国性舆论对国民党联俄的重视。
再加上孙中山北上途中一再以废除不平等条约为标志，进一步引起国人对中外问题的注意。
孙氏此举多少受了俄国顾问的影响，却因此引起国人对国民党联合外国一事的关注，这大约是苏俄顾问始料不及的。
全国性的关注对开府一隅的国民党有利，盖可增加其全国性，更使许多趋新边缘知识青年因此而南下投入国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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