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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苏俄则有所不利，因其本身首先也是个外国，当时一般人并不很能区分“反帝”
与“排外”
的差异，强调反帝也很容易使人产生排外的观念。
且苏俄那时在中国的作为，一方面宣称主动放弃所有帝俄时代的中俄不平等条约，同时又在实际谈判中尽可能多地保留帝俄在华获得的权益，也并非全不考虑其私利。
[24]
过去的研究多注意国民党一方的反帝行为，其实北洋各级政府及其支持者同样在进行类似的努力，既有为国家争权益的一面，也不排除以“御外”
为其内争正名。
但御外型的民族主义在实际政治中的作用又是有限度的，联俄的南方将“反赤”
的北方打得落花流水，即是一个明证。
北伐后期出现中日武装冲突的济南事件时，北方呼吁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应南北息争而一致对外（虽不排除此时居于弱势的北方想利用这一契机以言和，然北方在南军与日军冲突时主动后撤而未利用此形势乘机打击南军，确是事实）；而南方则一面对日妥协，一面“绕道北伐”
，实即不打日本军而打中国人。
从今日美国所讲究的“政治正确”
观点看，这一次是当然北方“正确”
而南方“不正确”
，但这并未妨碍南方“绕道北伐”
的实际成功。
[25]
故国民革命的一个主要感召力，并不像以前许多人认为的那样在其抵御外侮的反帝一面，而恰在其以统一全国的目标号召天下，并以军事胜利证明其具有统一的能力。
必从国家建构这一层面去考察国民革命在全国的吸引力，方能较全面地认识民族主义在北伐中的作用。
而即使在以国家统一为号召这方面，也只是在北伐后期对其成功起到较大的作用；国民党军队在前期的南方战场上，很大程度上反依靠的是一般认为与国家统一相对立的南北地方意识而以弱胜强。
[26]这样一种特殊而曲折的关系，是研究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所必须注意的。
[1]参见胡适1927年2月26日在纽约对外政策协会的演讲，见PekingLeader社刊在该社1927年出版的ForwardorBaa？一书，p.8.
[2]胡适：《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再谈五四运动》（1935年5月6日），见《胡适全集》（22），286页。
[3]参见罗志田：《新旧文明过渡之使命：胡适反传统思想的民族主义关怀》，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5年6期。
[4]但清季也已出现了“建国”
一类的言说，包括有些要想学美国的联邦制将中国打散再重建的激烈言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言说常常并不从满汉之别的立场针对清廷，这方面的问题也只能另文讨论。
[5]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见氏著：《钱穆与中国文化》，203页，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
[6]《申报》，1920年10月10日，收入杨荫杭：《老圃遗文辑》，103页，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3（以下引该书文字均刊《申报》，仅注明原文写作时日及页码，个别标点偶有更易）。
[7]平：《内乱与外患》，原载《市声周刊》4卷2期（1926年1月3日），收入章伯锋、李宗一主编：《北洋军阀》，第5卷，300页，武汉，武汉出版社，1990。
[8]《申报》1920年8月13日，见《老圃遗文辑》，89页。
[9]章太炎：《自编年谱》，民国二年五月，转引自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以下简作《章太炎年谱》），上册，425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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