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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人寄予厚望的路矿等新事物，生财还遥遥无期，却先带来了很多新问题（详另文）。
那时朝野的一个共识，即中国因为“专制”
导致民信不足，故不能像外国一样征收大量赋税还无民怨。
如果能实行立宪，推行公开的预算决算制，采用正确的理财之法，便可大获进项，一举扭转局面。
这是从一般读书人到梁启超这样的菁英共同分享的观念。
梁氏就认为，“苟能遵财政学之公例，以理一国之财，则自有许多新税源，可以绝不厉民，而增国帑数倍之收入”
。
他自己曾拟出一个《中国改革财政私案》，号称若能据此“将财政机关从根本以改革之”
，则施行之后，“每年得十万万元之收入，殊非难事”
。
[9]
唯梁氏虽号称“绝不厉民”
，他所谓“新税源”
，仍更多指向民间现有之款。
当年物质层面的社会能力到底有多大，还可以进一步考察。
那时中国税收确实不算重，即使加上清季新增的各种临时捐税，与后来或与外国比较，绝对值也不一定很高。
[10]但数字现实是一事，心理承受能力又是一事。
不论当时民间是否有这么多钱，即使有，对从前不怎么出钱的人来说，新增部分数量如此大、种类如此多，已经特别“沉重”
了。
[11]若猛增以倍数计的税收，百姓尚可接受，还不致“铤而走险”
，确实需要非常丰富的想象力。
可以说，清季民间尚有余财不假，却也不是无尽的活水，可以源源不断。
盖不论社会的物质潜能有多大，都是一个常数，不可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在上无拨款的大背景下，新政举措的主要开支，实际只能依靠民间。
各级官员对动员社会力量的态度各不一样：趋新者可能勇于任事，守旧者或无意与民争利，有的人因官场积习而出以敷衍，也有人可能看到民间反弹的危险而不敢过于积极。
随着各项新政频繁而至，各级官员或被迫敷衍，或设法规避，同时也不得不进一步开掘既存的社会资源。
[1]本节的概述较多采用了拙文《革命的形成：清季十年的转折（上）》（载《近代史研究》2012年3期）中的论述，谨此说明。
[2]《论语·颜渊》所谓“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是这一理念的早期表述。
用梁启超后来的话说，即“民无恒产则国不可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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