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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西政丛书叙》（1897年），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62页。
[3]傅斯年：《中国民族革命史》，未刊手稿，原件藏台北“中研院”
史语所傅斯年档。
[4]梁启超：《上涛贝勒（载涛）书》（1910年2月），见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504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文字已据《近代十大家尺牍》核改）。
[5]程德全：《到苏接篆后上亲贵及政府书》（1910年），扬州师范学院历史系编：《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19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61。
[6]大量的非农业税收，或意味着已存在一个庞大的非农业经济体。
经济比例在短期内发生如此巨大的改变，在多大程度上冲击了社会民生，非常值得探讨。
不过，清季丁粮以外税收的增添，至少在一些地方，有相当部分是出于征收方式的改变。
如四川因设立经征局，改变原来由地方官“委托”
民间包收的方式，结果仅契税就增至三倍多。
参见《督宪（四川总督赵尔巽）奏创办经征酌保出力各员折》，载《广益丛报》第8年第6期（1910年4月29日），“章疏”
页1a-2a。
此材料承四川大学历史系刘熠同学提示。
[7]资政院：《会奏议决试办宣统三年岁入岁出总预算案请旨裁夺折》，载《申报》1911年2月14日，2张2版；JeahalandR.BinWong，BeforeandBeyeiigeindEure，Mass.:HarvardUyPress，2011，pp.201-202.
[8]邮传部右侍郎盛宣怀：《奏陈画一币制办法折》，载《东方杂志》第6年第6期（1909年6月），31页。
[9]梁启超：《上涛贝勒（载涛）书》，见《梁启超年谱长编》，506页。
[10]痛斥苛捐杂税的梁启超也承认，“以各国租税所入与吾相较，则吾民之负担似不得云重”
。
梁启超：《上涛贝勒（载涛）书》，见《梁启超年谱长编》，505页。
[11]前引赵尔巽的奏折强调了新设经征局的绩效，但在次年保路运动期间，捣毁经征局成为四川各地民众相当普遍的举动，非常能说明民间对此新举措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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