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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之。
[3]度支部不久发出了关于清查公款公产的咨文，江苏省咨议局在年底通过了巡抚交议的《清查公款公产办法纲要》。
[4]这一执行方案成为其他地方摹仿的样板。
[5]在此从观念到行为的进展中，原来拟议的“调查”
已为“清查”
所取代，更加直截了当（但各地公文中仍时见“调查”
字眼）。
再到1910年，朝廷也感觉各地需办之事和其已有经费形成了较大差距，遂让各督抚讨论解决方案。
一些督抚感觉到朝廷“似欲言发于外，借以折衷”
，[6]纷纷强调财力不足。
大部分人都说地方财政早已入不敷出，试图把新政区分为宪政和普通行政，以此方式来规避须按年实施的“筹备立宪”
项目（详另文）。
但浙江巡抚增韫则以为，“无政事，则财用不足。
吾国非无财也，无理财者”
也。
能理财，问题就不难解决。
如浙江的教育经费，就已确定“各属由赛会、演戏、儒田、贤租、宾兴、公款等项下自行筹措。
现又清查公款公产，化无用为有用，无虞不敷”
。
[7]
增韫所说的“化无用为有用”
，也提示出时代观念的转变。
看似“无用”
的公产，本也是藏富于民的一种方式，正类养士的翰林院，有储存资源以待时需的功能。
换言之，大量的社会资源，对于国家机器的运作，是一种直接的保障，尽管这一保障可能是以隐而不显的方式存在的。
清季对这类资源或清查或裁撤，[8]固是被逼不得已，也表明当时的急功近利已进抵各类资源的极限了。
胡思敬1909年的奏折说，除中央政府加征的部分外，
各省私自筹款，款目繁多，不可缕数。
极而业之至秽且贱者，灰粪有捐；物之至纤且微者，柴炭酱醋有捐；下至一鸡一鸭一鱼一虾，凡肩挑背负，日用寻常饮食之物，莫不有捐。
居者有房捐，行者有车捐。
其显然干犯名义者，有赌捐、有娼捐、有彩票捐。
驯至百物踊贵，土货不流。
佣人日获百钱，不抵昔时二三十钱之用。
一农民也，漕粮地丁耗羡之外，有粮捐，有亩捐，有串票捐；田亩所出之物，谷米上市有捐，豆蔬瓜果入城有捐。
一身任七八捐，力不能胜，则弃田而潜逃者，比比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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