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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商民也，有关税，有厘金，有统捐，有铺捐，有落地税，有销场税。
一物经六七税，本息俱折，则闭门而倒骗者，累累也。
[9]
其最后所说农民弃田、商铺倒闭的现象，或有些夸张。
但各类捐税的存在，时见于其他奏折，[10]应非虚言。
更有甚者，为了寻求富强，越来越多的人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了国无恒产的取向，逐渐倾向于政府直接“理财”
的政策取向。
然而，若政府挟行政资源而直接理财，便已不是平等的竞争。
一些领域中出现了政府“买则抑压，卖则居奇”
的现象。
在胡思敬看来，这等于是“官家而行劫夺之政”
，不啻“绝民粒食”
。
[11]尽管这仅是一些地区、一些领域不甚普遍的现象，却也是一个危险的开端。
为增加财政收入所付出的社会成本，可能非常高昂。
时人对此并非没有认识，夏曾佑在1904年即曾指出：专制国君主“最不相宜者，则干涉民之财政”
。
若其“不明此理，而横干民之财政，则无论其用意之为善为恶，而君位皆不能保”
。
过去王莽和王安石的改革，“皆欲为民整顿财政”
，结果都是天下大溃。
[12]他警告说，专制国的“政府，万不可以国家之事强聒于民。
一强聒焉，则民以为皇帝要我银子，而嚣然不靖矣”
。
唯有“使国与民相忘。
民若不知世有所为［谓］国家者，而后天下可以无事”
。
[13]的确，中国历代政权所追求的，就是在“天威”
象征性存在的同时，又使国与民相忘，不必时时向老百姓提醒“国家”
的存在。
然而晚清的一大不同，就是在外国榜样的影响下，“国家”
的责任和政务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端方等大臣在出洋考察政治后，便明确提出，教育不能听民间自为。
他们承认十多年的创办新学并不成功，而其原因，则是“考览未周，遽为兴办；而学部设立独后，一切听民间自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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