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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不可能“不滋歧误”
。
[14]其实外国并不皆设学部，而学务至少也是官民共举。
这里的榜样，其实就是设文部的日本。
以前中国的教育向来是政府引导而民间自为，如今与“理财”
相类，政府也要直接从事了。
河南巡抚宝棻便敏锐地注意到：“昔以教育为私人事业者，今则属于国家行政一端。”
由于教育是推行最早的新政，故表现最明显，但也仅是一个侧面。
更为根本的，是“一国之政务，今昔不同”
。
据其概括：“昔之政务简，故经费亦随之而寡；今之政务繁，经费亦随之而多。
昔日支出之经费，国防与俸给而已；今则为民保安之政、助长之政，皆为国家之行政上必要经营之事业。”
宝棻最直接的担忧，仍是政府经费的支出“浩繁而无有限量”
，[15]但他无意中却道出近代中国一个根本的转变，即过去民间承担的社会责任，现在逐渐转化为政府职能，落到国家头上了。
从表面看，由国家来承担社会责任，民间当有“减负”
的轻松感。
但民间的实际感觉，却远更复杂得多。
因新形势而开始分裂的士绅，其感觉或有进有退（详后）；老百姓的直接感受，显然是付出的大幅增加。
新政所需的款项和既存的巨额战争赔款以及外债等，最终都落实到老百姓身上，成为不小的负担，早已不得人心，造成了强烈的民怨。
清季政府本已面临着普遍的不信任情绪，上述各种作为，皆直接违背不与民争利的传统观念，属于典型的苛政，是“失道”
的表现。
从老百姓的认知角度看，今日我们所说的“国家”
，正落实在亲民的州县官身上。
州县官最主要的职能，一是征收钱款，二是审断讼案，亦即其主要幕僚钱谷、刑名二师爷所代表的领域。
对于前者，百姓的追求是付出的稳定，完粮之后即“相忘”
，应是理想的状态。
对于后者，在尽可能避免的同时，也期待着有冤能申。
清末的现象是，前者的付出与日俱增，后者的功效却逐渐虚悬。
前一意义的“国家”
越来越强势，后一意义的“国家”
则明显乏力。
[1]参见罗志田：《革命的形成：清季十年的转折（上）》，载《近代史研究》2012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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