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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描写沦陷区一个孩子和母亲的痛苦处境的故事。
张恺之默默读着，读下去，便再也不能自制，眼泪簌簌地滴在稿纸上，洇湿了墨迹。
他想起了正在上海沦陷区艰难度日的父母兄弟，他看见母亲正背着妹妹，在日本人的封锁线上挣扎……
他当即挥笔疾书，写下了编者前言《中国的孩子》。
《南国之冬》配以编者按见报后，他才知道，这篇署名为叶可待的感人之作，竟出自《民族日报》排字房十七岁的学徒工徐运昌之手。
由此，徐运昌很快被调到编辑部当校对。
此人聪明好学，解放后参军，又成为北京大学历史系的调干生。
但至一九五七年，也被划为“右派”
。
然而，“天目王”
贺扬灵及其手下的中统调查室，从未停止过对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的迫害。
一九四二年民族剧团演出的一个夜晚，该团副团长陈才庸突然被抓，随即在荒山上被秘密杀害。
到一九四三年，一些常在报纸上发表文章的文化人，均置于严密的监视之下。
十一月，文化界发生大逮捕，民族通讯社主任高流和著名诗人非蒙同时被抓。
非蒙原籍河北，“七七”
事变后流亡武汉，后辗转浙东来到天目山。
他写过揭发官商走私桐油资敌的通讯，被看作“赤嫌”
，上了“黑名单”
。
非蒙第一次被捕时，与我妈妈是在同一时期天目山调查室的难友，他隔着铁窗向小玲姑娘索要那一盒火柴的故事，成为几十年后珍贵的回忆。
在这一段血腥的日子里，文化界被捕的共达二十多人，其中如非蒙、高流、李益中、金松等人，都是张恺之的至尊好友。
这些人后被送往福建崇安集中营，到抗战胜利后才获释。
然而历史的耐人寻味之处，恰恰在于，包括诗人珞珈（现居南京的老诗人高加索）在内的这一批铁骨铮铮的文学青年（除了曾任《民族日报》总编辑，后来去美国定居的诗人沈达夫先生幸免于难之外），他们在建国后不久，即一九五七年，几乎无一例外地被打成“右派”
。
我爸爸在后来几十年悲惨的境遇中，常常想起这些曾饱受当局摧残的抗战时期文学拓荒者——有意无意中，他总是在报纸上搜寻着那些人的名字，渴望着能从哪个角落，发现一个不知流落何方的当年文友。
然而每一次他都悻悻扔下报纸，失望地埋下头去。
童年时代，我已多次熟谙了爸爸脸上那种暗淡的神情，那个时刻我觉得世上还有许多比爸爸更可怜又可敬的人。
时间重新回到一九四三年秋，当时新四军苏浙纵队，在浙皖边界开辟的根据地，直接威胁了“天目王国”
的生存。
此时日寇集中两千多兵力，企图攻取天目山。
情势危急，浙西行署迁去昌化，《民族日报》也不得不随同前往。
一时，浙西文化为此遭受劫难。
我未来的爸爸此行杭嘉湖敌后，除了采访和写作，另一项重要的、也可说是重大的收获，是他在洛舍小镇，邂逅了我未来的妈妈朱小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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