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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役，损伤大半。
这一代的读书人，比之上辈，分化较为厉害。
与方孝孺同时在建文帝手下担任重要职务的著名知识分子，并不在少数。
例如胡广、金幼孜、黄淮、胡俨、解缙、杨士奇、周是修等人，都名噪一时，也都得到了建文帝的信任，可谓“贤人在朝”
。
可是，当朱棣的兵马逼近南京城，这些平时信誓旦旦要与建文帝共存亡的大臣，立刻各露嘴脸。
却说破城之日，这些大臣相约为建文帝殉节，并邀齐了去应天学府集体自杀。
但是，真正实现诺言的唯有周是修一人。
他修具衣冠，在学府里拜罢孔圣人像，自缢于东庑下，真正地从容就死。
余下的人全都负约。
他们活下来不仅仅只是偷生，而是立即改换门庭，投到新皇帝朱棣门下效命。
他们这种做法，颇为江南士子所不齿。
但世间的一切，污秽也罢，圣洁也罢，都可以被时间的流水冲涤净尽。
若干年后，当这些人成为了永乐朝廷中的枢机大臣，或入阁为学士，或掌部院，时人只羡慕他们服紫腰玉的当下，却忘却了他们无法擦拭的人格污垢。
当“靖难”
夺权的血腥散尽，朝政稍有宽弛，这些人便想着为慷慨赴死的老友周是修做一点功德，于是解缙为之作志，杨士奇为之立传。
言辞之间，仍以同志相属。
杨士奇还对周是修的儿子说：“当时我若和你父亲一道去死，今天，就不能给你父亲作传了。”
闻者笑之。
当时就有士子就此发表评论：“诸公不死建文帝之乱，与唐之王珪、魏徴无异。
后虽有功，何足赎哉！”
事功与操守，是每一个读书人都必须面临的问题。
成其一端者，历史上大有人在。
两者兼美，如范蠡、诸葛亮之辈，则属凤毛麟角，少之又少。
而中国的读书人，往往把操守看得比事功更为重要。
因此，对那些事功卓著却又大节有亏的人，无不褒贬并施；对那些靠钻营猎取高位而品行不端者，没有哪一个可以逃脱口诛笔伐的命运。
细研明朝初期的历史，不难看出，朱元璋和朱棣所需要的读书人，是那种有知识而无智慧的人。
朱家皇帝希望读书人在技术的层面上而不是在思想的层面上帮助他们管理国家。
他们需要实用性人才而非智慧性人才。
换句话说，他们需要驯服的工具而厌恶读书人有独立的品格。
上有所倡下有所趋，因此，有明一代的读书人，比之春秋战国，比之唐宋，他们在中国文化星空中散发出的光芒，便要微弱得多了。
明代的文脉之弱，首先弱在气上。
窃以为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的文气之强弱、之多寡、之繁简、之清浊，乃是这个国家、这个时代精神面貌的体现。
汉高祖的诗“大风起兮云飞扬，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可谓豪气四溢。
这种天风海雨式的呼唤，决定了汉朝的基本国策是扩张型的；毛泽东的“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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