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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鸩止渴的“攘内安外”
策略
到了1949年，苏联的外围环境达到了巅峰状态。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这是当时世界上除了苏联以外最大的一个由共产党主政的国家，并且经过社会主义改造，于1956年成为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在1949年中国建国初期，斯大林还并没有意识到中国的变化会产生如此大的影响。
原因也简单：近代以来，无论是北洋军阀还是南方的国民党政权，他们治理下的中国都是处于一种松散、无力的状态，所以对于新生的中国政权，苏联自然会抱以怀疑的眼光，当然，1949年苏联依然是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国家。
真正让苏联意识到自己这个邻居和以前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是在1950年朝鲜战争之后。
朝鲜战争爆发时中国国内还有很多国土没有解放，原本就孱弱不堪的工业体系也被破坏殆尽，即便是已经解放的区域，也依然有土匪和国民党特务在活动。
在这样困难的环境下，志愿军却能够把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一路打到三八线以南。
这一点让斯大林清醒地认识到，现在的这个中国和1840年以来任何一个政府治下的中国都不一样。
由此，苏联开始了对中国的大规模援助。
这种支持并非仅仅是作为对朝鲜战争的回报——国与国之间原本也不存在“施恩”
“报恩”
这样的概念。
从地缘战略上考虑，一个强大的中国将彻底改变战后的世界格局，而这个改变就当时的形势来说，对苏联是极其有利的。
布热津斯基在他的《大棋局》中曾这么描述：“‘中苏集团’是自成吉思汗之后世界上出现的控制陆地面积最大的一个‘帝国’。”
这两个国家加在一起面积超过3000万平方公里，人口6亿以上（建国时我国人口约4亿），而且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
对苏联来说，中国复杂的地形构造将解除其远东地区的后顾之忧，同时借助与中国的合作，苏联缺少出海口的问题也可以得到根本解决；而对中国而言，则可以从苏联获得大量的工业方面的援助，对于工业基础极端薄弱的中国而言，其意义是非比寻常的。
中苏同盟形成后，其影响力很快就得到了验证。
朝鲜战争结束后，虽然说仗是中国打的，但是借助朝鲜战争，苏联在和美国的全球斗争中有了更多的底气，当时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利克在联合国会议上频频使用否决权，被戏称为“NO先生”
。
在当时，苏联在国际政治领域对中国的支持同样是非常实在的。
为了恢复新中国的联合国代表权，苏联代表曾经长期不出席安理会会议。
在20世纪50年代初那段时期，西方媒体眼中的中苏同盟是始终铁板一块。
在这种态势下，西方国家在心理上曾一度居于下风。
由于战争结束之后西方国家普遍出现了通胀的问题，工人权益难以得到保障，所以西方各国在当时都存在同情甚至支持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这最终导致美国麦卡锡主义盛行，全美都在疯狂地抓“共产党特务”
。
虽然国内现在有一种说法，说朝鲜战争是打了个平手，但在20世纪50年代，对于美国人来说这就是一次严重的失败，这次失败所造成的心理冲击波及到了普通人。
在加利福尼亚这些太平洋沿岸的美国各州，当地的社区都成立了巡防队，一堆老头老太太每天的任务就是在海边拿着望远镜看太平洋，随时防备有“苏联或是中国的战斗机”
突然出现在自己的面前。
中苏同盟在50年代初期十分牢固，这使得很多人相信未来世界格局的主导权将属于东方。
然而好景不长，1953年斯大林去世，赫鲁晓夫上台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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