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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这些改变，使得苏联的外部环境由巅峰状态一下子开始急转直下：在赫鲁晓夫时代，虽然说苏美之间的各种对抗依旧没有间断——譬如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等，但就整体形势而言，赫鲁晓夫其实更倾向于接受美国在“二战”
结束前夕提出的“美苏共治”
的构想。
这一方面是源于他自己主观的判断，另外一方面则是由于苏联的内政问题。
虽然赫鲁晓夫本人在“二战”
期间的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做过苏军的政委，但归根到底他依旧是出身于文官集团，而他的支持者也主要集中于这个集团。
苏联政治生态的一大特点是，军方和情报部门在政治上一直有着非常大的发言权，由军方和情报部门所组成的强力部门，是一个和文官集团对等的权力集团，强力机关和文官之间的政治斗争几乎贯穿了整个苏联历史。
赫鲁晓夫上台以后，显然文官集团的权重开始增加了。
从文官集团角度考虑，他们其实不希望有任何对外用兵行为发生，因为一旦爆发军事冲突，那就意味着在苏联的政治体系当中，原本就有很大发言权的军方和情报机构会进一步主导整个国家的政治走向。
压制军方最好的方式是不打仗，而在美苏对抗了几年之后，如果想“缓和”
同美国的关系，苏联就需要拿出一份见面礼。
让人不可思议的是，赫鲁晓夫拿出的见面礼是中国——他准备以牺牲中国的利益为礼物换取他想象中的美苏共治。
为了“配合”
自己的新战略，苏联开始要求中国放弃核武器研制，这就是在拿中国的利益来取悦美国；1962年中印之间爆发边境冲突，当时苏联选择了和美国站在一边，一边倒地“谴责”
中国；1963年苏联和美国共同通过了《部分禁止核武器条约》，禁止在大气层内进行核试验，签署这个条约实质上就是企图利用国际压力封死中国发展核武器的可能性，因为以当时中国的技术实力，尚无法完成地下核试验。
对比50年代初期中苏两国口径高度一致就可知道，这时两个国家的裂痕已经到了难以弥合的地步。
1964年赫鲁晓夫在苏联的内部斗争中失败，他下台后勃列日涅夫成为了新的苏共领导核心，但中苏关系对比赫鲁晓夫时代并没有本质改变，勃列日涅夫集团只不过是把赫鲁晓夫时代的激进做法变得相对保守了，他们还是以文官利益为核心的官僚集团。
中苏反目使得中苏同盟彻底破裂了，以前的互惠互利变成了互相伤害。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一直有这样的一个说法：“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
对于中国来讲，不但失去了工业、国防及外交领域强有力的外援，昔日的盟友还几乎在一夜之间变成了最大的军事威胁，因为这个威胁逼着中国搞起三线建设，把很多工业设施向西北、西南转移，比如现在在成都和贵州的飞机航空集团就是那个时候的产物；苏联同样没有在对抗中得到什么好处，远东地区距离作为苏联核心区的欧洲部分非常遥远，当地人口稀少，工业基础薄弱，在这样一个地方长期保持大规模的驻军，对苏联而言无疑是背上了一个沉重的负担。
对于社会主义阵营来讲，这个变化是灾难性的。
因为中苏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看来，就是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的“老大”
“老二”
，如果老大和老二互相指责、展开了骂战，那么下面其他的兄弟国家自然就变得无所适从。
社会主义阵营因此出现了分裂，东欧的大部分国家成了亲苏派，阿尔巴尼亚成了亲华派，其余国家则选择保持中立，南斯拉夫在铁托的领导下觉得跟着哪一边都不合适，所以干脆自己拉个大旗搞不结盟运动去了。
不止如此，随着中苏分裂，西方国家和众多第三世界国家在野的共产党也开始了内部争论，最后导致分裂，比如印度共产党就是在中苏分裂之后引起论战，最终一分为三。
对于中国来讲，中苏分裂使得中国后面的战略产生了极大的变化，当时虽然说我们的实力远小于苏联，但毛泽东依然是以一种全球眼光来看待中苏之间的斗争。
毛泽东在20世纪60年代末提出了建立“国际统一战线”
的外交布局，就是从美国、日本、伊朗、土耳其一直到西欧，形成一条统一战线，我们从地图上就可以看出来，这其实就是对苏联进行的一个新月形包围，这样一来中国就以相对较弱的实力达到了以巧破千斤的效果。
在这一战略的指导下，中国的对外交往原则也随之发生了转变，过去以意识形态为主的外交战略，在中苏分裂之后开始出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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