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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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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国的集权主义的成功，此时使关于我们的制度的批评，显得更苛刻、更危险。
特殊事故之能转变一般思想，历史上已有明证。
君主立宪的英国的胜利，在18世纪初叶使多少倾向君主专制的思想都为之转变。
“不列颠海军与玛鲍罗葛[134]产生了洛克[135]与其他英国哲学家趋向欧洲大陆的潮流。”
拿破仑的败灭，更增强了欧洲各国倾向英国政体的风气。
19世纪时，不列颠工商业称霸世界，1870至1885年间，法国迅速复兴，1918年，协约国战胜。
这些史实又增加了自由议会制的威信。
凡由国际条约产生的新国家，没有一个敢不采两院制。
非洲，甚至在亚洲，也似乎被这传染病征服了。
1920至1930年这十年间，协约国无力重建欧洲的均势了，于是威信隳落。
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成功，它的创立者的天才，俄罗斯的革命，创造了全然相反的一种方式。
德国，最先想仿效战胜国的法律，后来终亦拥出一个“狄克推多”
[136]。
政治哲学家正在寻找理由来罢黜他们以前崇拜的制度。
要从这些国际的模仿中去找出定律来是很难的。
传染病在某些疆界上也会停止蔓延。
在法国大革命时，许多英国人对于革命的普遍的胜利，有的表示害怕，有的表示期望。
事实上，法国大革命并没此种普遍的胜利。
但虽然没有表面上的革命，别的民族亦会借用邻国的新制度，因为它适应实际的需要，适应一般风俗的转变。
我们可说，大战以后，德国史上最重要的事变，莫过于模仿罗马了。
然而，如果思想真会传染的话，它从一个地方传到另一个地方时，亦能变形。
制度成功之后，常使名字与象征具有一种暗示力，而那些名字、口号即以渗透作用深入邻国。
“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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