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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吏：尼努尔塔-纳赛尔之子苏拉·尼普尔。
各国之王大流士（二世）统治第1年1月6日。
背面有“贝尔-伊丁之子、Ustabam（官职名称）巴格达特”
的印。
右边是“恩利尔-巴拉苏伊克比之子阿普拉”
的印。
左边是“乌呼马纳之子比巴”
的印。
上边是“基里布吐之子阿尔狄扎”
的印，下面是“尼努尔塔-纳赛尔之子贝尔苏努”
的印。
从上述文件原文可以看出，它根本未说到穆拉树商家及其代理人承包税收，并利用此权力去进行搜刮的问题。
所以，《世界通史》的结论仅是一种推测，而且是极不可靠的推测。
文件反映的情况很可能是穆拉树商家从事高利贷活动带来的后果。
因为从事高利贷是该家族的重要经济活动内容之一。
关于波斯帝国是否实行过包税制的问题，本身也是值得怀疑的。
因为，如果波斯帝国实行过包税制的话，为什么古代波斯留下的大量行政文件未曾讲到包税制？为什么希罗多德等古典作家虽然说到了波斯帝国的赋税问题，却也只字未提包税制？为什么不仅在穆拉树商家的为数众多的档案文件中，而且在与穆拉树同时代，或比穆拉树商家活动更早的埃吉贝商家的档案文件中均未说到承包税收的事？为什么在帝国其他地方的行政文件、私法文书中也均未说到包税制？有鉴于此，我们不能不对波斯帝国是否实行过包税制的问题提出疑问。
事实上，若干关于波斯帝国的研究著作对此或者保持沉默，或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公开否定波斯帝国实行过包税制的说法。
丹达马耶夫就明确认为，波斯帝国并未实行过包税制，穆拉树商家未曾承包过税收。
既然波斯帝国未曾实行过包税制，那么，波斯帝国的赋税是如何征收的呢？丹达马耶夫认为：“征税的责任由萨特拉庇（即总督）、诺马尔赫（古代埃及的地方行政长官）、市长和农村长老承担，而在位于强国边境的行省，则由部落领袖承担。”
[32]
若干资料证实了丹达马耶夫的论断。
例如，色诺芬的《长征记》在说到小居鲁士时写道：
还有，每当看到一个人治理事务公正精明，不但能治理好辖区，而且能上缴税收，居鲁士从不解除他的职务，而总是要扩大他的疆土。
结果是他们乐于努力工作……[33]
色诺芬在其另一本书中说，波斯帝国有两种官吏，分别管理军事和民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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