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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在台湾，居正先生逝世时，有人写了一篇纪念的文章，大意是说：湖北人敢为天下先，什么事情都敢做，经常有自己的抱负和孤独。
一个人往往抱负大了就会孤独，我见过很多有抱负的人都很孤独，他会把天下看得很轻，不要说把官丢了，就是砍头也不要紧。
所谓“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
。
熊十力在《十力语要》中说：“人谓我孤冷。
吾以为人不孤冷到极度，不堪与世谐和。”
熊十力认为：做大学问、做大事业要孤冷。
这种性格在鄂东人里面，表现得非常突出，孤冷到极致，子弹都可以打穿胸膛，但就是不妥协。
从这一点上看，苏东坡孤冷，他在安国寺收招魂魄；李贽也孤冷，在麻城讲学十几年，从不向世俗妥协；耿定理孤冷，他不求功名，只做学问，至死只是生员，人称“八先生”
；黄侃孤冷，人称“黄十公子”
，辛亥革命时，他的足迹遍及鄂东蕲春、黄梅、广济、浠水、英山、麻城以及皖西宿松、太湖等两省八县的广大穷乡僻壤，号召人民组织起来，以国家兴亡为己任，推翻清廷的反动统治；后来的陈潭秋、董必武、李先念也一样，都是孤冷到奋不顾身，绝不依傍任何人；闻一多孤冷，宁可饮弹而死，也不向恶势力妥协。
他们都有思想洁癖，绝不容许世俗的东西来侵扰。
鄂东人文精神的第三个特点就是“崇文尚武”
。
人们都说鄂东人的特点是文武全才。
美国的学者在研究鄂东时，发现井冈山、大巴山、太行山等这些革命老区基本上是文化不高的地方，唯独大别山这片老区是中国的人文高地，有的地方的人是为了饥饿而革命，而这个地方的人是为了理想而革命。
革命需要他们拿枪的时候，他们拿枪；需要他们弄文的时候，他们也弄文。
举个例子：清朝末年时，为了唤醒民众，清政府开放了报禁，在第一时间办报的鄂东文化人几乎都是各大报纸的主编和创办人，比如殷海光当时是《中央日报》的主编，后来和胡适一起创办《自由中国》，在海内外的影响力非常大；徐复观在1949年创办的政治学术理论刊物《民主评论》，成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港台地区现代新儒家的主要舆论阵地；居正在民主革命时期，和田桐一起主持《中兴日报》，后到缅甸主持《光华日报》；黄侃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的时候，就和章太炎一起编《民报》；詹大悲1911年在汉口创办《大江报》；傅笠渔先后赴天津创办《新春秋》，赴大连任《泰东日报》总编辑，后又到天津任《益世报》主笔，又到北京筹办《新中华报》并任社长，后又接办《大公报》任主笔兼副经理。
所以说，这一时期整个鄂东人走的路首先是报人，然后是将军。
比如：田桐在辛亥革命时，任战时总司令部秘书长，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任内务部参事、参议院议员，后参与筹组中华革命党，任中华革命军湖北总司令；居正曾参与组织共进会，是辛亥革命武昌起义指挥者之一、辛亥革命元勋，后于1915年参加护国运动，任中华革命军东北军总司令，率部与北洋军鏖战胶东、三打济南，是一位出色的军事指挥家。
鄂东的各县市往往都有将军县、教授县、作家县、报人县之美誉，可谓一县一品，各臻特色。
由此可见，鄂东人都是乐于改造社会的热血人物，革命需要他们拿笔杆时就拿笔杆，需要拿枪杆时就拿枪杆，真正是文武双全。
统领鄂东人以上三个特质的思想，则是“忧患意识”
。
他们真正做到了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但我发现这些先辈很有意思，他们的“先天下之忧而忧”
做得很好，但“天下之乐”
后还不快乐，因为他们又发现了新的问题，要去思考和解决。
当然，在今天，鄂东人文精神的“接力棒”
，已经传到了我们这一代人手上。
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够秉承先辈强烈的忧患意识，继续拓宽和延续鄂东千百年来的精神长河。
2013年5月4日
在湖北省黄冈市委礼堂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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