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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在物价低廉的年度，工人大抵较平常懒惰；在物价高昂的年度，则较平常勤勉。
因此得出结论说，生活资料的丰富会使他们的勤勉放松，而生活资料贫乏，会使之加速。
如果说生活资料较平常略为丰富，也许使一部分工人偷闲，那是无可置疑的，但若说大多数工人，都会因此倦怠于作业，或者说，一般人在吃得不好时，比吃得好时工作更好，在意志消沉时，比兴致勃勃时工作更好，在疾病时，比健康时工作更好，那似乎是不大可靠的说法。
对普通的人来说，饥馑的年岁，往往是疾病和死亡肆虐的年岁，而疾病和死亡，势必减少他们的劳动产物。
物价贱的年份会鼓励懒惰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在物资丰富的年岁，佣工们常常会离开自己的雇主，去碰碰运气，看凭借自己的勤勉能赢得多少生活资料。
但食品价格的低廉，也鼓励雇主，尤其是农场主，雇用更多的佣工。
因为在这时期，农场主与其以低廉市价出售谷物，倒不如以谷物维持较多佣工，以期得到较大的利润。
对佣工的需求增加，而供应这需求的人数却减少。
所以劳动价格往往在物价低廉时上升。
物价贱的年份工资高。
在物资缺乏的年份里，生活资料来得很不容易，也不确定。
这样使佣工们都急切地回到雇主那里。
求职的人数，既然超过了就职的机会，许多人就只好接受比通常低的条件，来获取职业。
所以在物价昂贵的年度，佣工和帮工的工资往往低落。
因此，各种雇主，在物价高昂的年度和工人订结契约，比在物价低廉的年度更为有利。
而且他们觉得，工人在前一情况下，比在后一情况下更为恭顺，更愿依靠他们，所以，雇主们认为，物价高昂的年度对他们的事业更为有利，那是很自然的。
此外，地主和农场主这两个最大的雇主阶级，还有另外的理由乐于看到物价贵的年份。
不过，若说一般人在为自己工作时，工作较少，在为他人工作时，工作较多，那是再荒谬不过的。
一个贫穷的独立工人，甚至比一个按件酬劳的佣工更为勤勉。
前者享受自己的劳动结果，后者和雇主分享。
工资以年或月计的雇工，不论工作多少，都得到同样的工资和津贴，就这一点说，独立工人的工作效率比这些雇工大得多。
物价高昂的年岁，倾向于增高独立工人对各种帮工和佣工的比例，而物价低廉的年岁，则倾向于减低其比例。
因而雇主们称赞物价贵的年份。
迈桑斯是法国一位博学多能的作家，在圣·埃蒂安选举时任贡税收税官。
他企图通过比较三种不同的制造业中所生产的货币和数量来表明穷人在物价贱的年代比在物价贵的年代更容易找到一份工作。
迈桑斯表明，在法国的某些制造业中，物价贱的年份产出较多。
苏格兰的麻布制造业和约克郡西区的粗毛织品制造业是成长中的制造业，它们的产品总的来说虽然时有变动，但在产量和产值上都是一直在上升。
可通过考察它们的年度报告，我没有发现它们的生产变化同每年物价的变化有任何明显的关联。
诚然，在物资非常不足的1740年，这两种制造品产量都有很大下降，但在物资也是非常不足的1756年，苏格兰制造品产量却比常年多。
在美国印花税法废除以后，约克郡的制造业产量确实下降了，直到1766年，产量才上升到1755年的水平。
在1766年及其次年，产量大大超过了以前任何一年，此后一直不断增长。
以贩销远地为目的的所有大制造业的产品量，与其说必然取决于产地旺季价格是高或是低，倒不如说取决于消费国中影响商品需求的那些情况，取决于和平还是战争，取决于其他竞争制造业的盛衰，取决于那些商品的主要顾客是高兴买还是不高兴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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