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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法国，除了卢昂、波尔多两个城镇，其他各议会城镇的工商业毫不足道。
一般普通人民大都是懒惰的、贫穷的，因为他们大都依靠法院人员以及前来打官司的人的费用来维持。
卢昂、波尔多两市，因为地理优越，商业颇为发达。
无论物品是由外国输入或由沿海各地运来，卢昂都必然是巴黎所需物品的集散地点。
波尔多则为加龙流域所产葡萄酒的集散地点，这个地区盛产葡萄酒，举世闻名，各国人都喜欢饮用，所以出口量非常大。
拥有如此优厚的地理条件，当然会吸引资本投到这方面来。
因为这样，这两个城镇的工业才蒸蒸日上。
其他各议会城镇的情形便不同了。
人们投下资本，都只为维持本市的消费，也就是说，投下的资本为数非常有限，绝不能超过本市所能使用的限度。
巴黎、马德里、维也纳的情形，基本也是如此。
在这三个城镇中，巴黎人民要算最勤劳的了，因为巴黎为制造业提供了自产自销的市场，营业对象主要是本城的消费者。
既是王公贵族的寓所，又是工商繁盛地，既为本市消费而营业，又为外地及外国消费而营业，在欧洲只有伦敦、里斯本和哥本哈根。
这三个城镇所处的地理位置都非常优越，适合于作为大部分远方消费物品的集散地点。
但在一个有大量收入的城镇，除把资本用于供应本地的消费外，想利用地理优势使用资本，就不像在下等人民生计专靠资本的运用来维持的工商大城镇那么简单了。
靠国家收入来维持生活的大部分人们都懒散惯了，使得一些应当勤快做事的人也受到影响。
所以，在这地方使用资本自然比在其他地方不利。
爱丁堡的工商业在英格兰和苏格兰未合并前并不发达。
由于苏格兰议会迁移了，王公贵族不一定要住在那里了，那里的工商业才慢慢振兴起来。
但苏格兰的大理院、税务机关等，未曾迁移，仍有不少收入是在那里花费。
所以，爱丁堡的工商业远不及格拉斯哥。
格拉斯哥居民的收入，大都靠资本的运用。
我们还可发现，在制造业方面很有进展的大农村的居民，往往由于公侯贵族卜居其间，而变得懒惰和贫困。
两种基金的比例决定一国居民是勤劳还是懒惰。
所以，无论在什么地方，资本与收入的比例，似乎都支配勤劳与懒惰的比例。
资本占优势的地方，人民大多勤劳；收入占优势的地方，多是懒惰的人民。
资本的增减决定了真实劳动量的增减，增减生产性劳动者的人数，因而，资本的数量决定增减一国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的交换价值，增减一国人民的真实财富与收入。
资本因节俭而增加，因浪费和行为不当而减少。
一个人从收入中节省了多少，他的资本就同时增加了多少。
资本增多的部分，他可以亲自投资雇用更多的生产性劳动者，也可以借给别人从中赚取利息（也就是利润），让别人雇用更多的生产性劳动者。
就像个人的资本只能靠他从年收入或年所得中节省出来的东西而增长一样，一个社会的资本与构成这个社会的所有个人的资本，只能以同样的方式才能得到增长。
节约是增加资本的直接原因，不是勤劳。
然而，在节俭之前必须先有勤劳，节俭所积蓄的物都是由勤劳得来的。
但是不管勤劳能够得到什么，如果没有节俭去节约、去贮存，资本就不可能增大。
节俭可增加维持生产性劳动者的资金，从而增加生产性劳动者的人数，进一步增加物品的价值。
他们的劳动，可以增加工作对象的价值，所以，节俭又有增加一国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的交换价值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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