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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认为汇兑的高价必然加剧他们所谓的贸易差额的不利程度，或导致更大量金银的出口，在这一点上也是强词夺理的。
的确，这种高汇价极不利于向外国支付货币的商人，他们对银行给他们开出的外国汇票和将要支付的外国货币是多了那么多。
但是，虽然由禁令而产生的风险可能使银行索取额外费用，却未必会因此而出口更多的货币。
这种费用通常是在货币走私出国时在国内支付的，它绝不会超出汇出的数目半个铜子。
高汇价也自然会使商人努力平衡他们的出口和进口，使他们为这个高汇价所支付的尽可能地少。
此外，高汇价必定会产生类似税收的作用，因为它抬高了外国货物的价格，从而减少了外国货物的消费。
所以，高汇价不会增加，而只会减少他们所谓的贸易逆差，从而也相对地减少了金银的出口。
这些论据有一部分是诡辩。
尽管如此，那些议论还是使它们的听众深信不疑。
它们是由商人们向国会、王公会议、贵族和乡绅们陈述的；是由那些被认为了解贸易的人向那些自认为对贸易一无所知的人陈述的。
贵族及乡绅和商人一样，都从经验中得知对外贸易可以富国，但是对于对外贸易如何富国的问题，他们却不甚了解。
对于对外贸易是如何使他们自己富裕的，商人是完全了解的；然而对于对外贸易是如何使国家富裕的，商人们则并不了解；这是因为前者是他们自己的事，而后者则全然不是他们的事。
除了在向政府申请改订对外贸易法案的时候，他们从来不会考虑到这个问题。
只有在那个时候，他们才必须陈述对外贸易的有利结果，同时指出现行的法律是如何不利于这种有利的结果。
他们向那些要对这种事情作出决断的裁判官说，对外贸易可以给国家带来货币，但是现行的有关法律却阻碍着它给国家带来应有的那么多货币。
裁判官觉得这个说法十分令人信服。
这种议论于是产生了预期的效果。
法兰西和英格兰的金银出口禁令仅局限在本国货币上，外国铸币和金银块可自由出口。
在荷兰以及其他一些地方，这种自由甚至扩展到本国铸币。
政府的注意力，从对金银出口的监视转向对贸易差额的关注，并且把贸易差额看做能够引起国内金银量增减的唯一原因。
于是从一种徒劳无益的关注转向到另一种更加复杂、更加麻烦并且同样徒劳无功的关注。
托马斯·孟的《英格兰的对外贸易财富》一书，不仅成为英格兰而且成为其他所有商业国家政治经济学的基石。
内地或国内贸易，那种以等量资本可提供最大收入而又能使本国人民获得最大就业机会的重要贸易，却仅仅被视为对外贸易的辅助。
据说，国内贸易既不能从外国把货币带回来，也不能把货币带出去。
所以，国家绝不会因为有它而变得更加富裕或者更加贫穷，它的繁荣或衰落最多只可能对对外贸易产生一些间接影响。
没有葡萄园的国家，必须要从国外进口葡萄酒；同样，没有矿山的国家毫无疑问也必须要从国外进口金银。
然而，政府似乎没必要在这两者中更为关注后者。
一个有资金购买葡萄酒的国家，总会获得它所需要的葡萄酒；同样，一个有资金购买金银的国家，绝对不会缺少金银。
金银像所有其他商品一样是可以用一定的价格购买到的；而且，就像它们是其他所有商品的价格一样，所有其他商品也是它们的价格。
我们完全有把握相信，自由贸易无需政府的关注，也总是能够提供我们所需要的葡萄酒；同样，我们也完全有把握相信，自由贸易总是能够按照我们所能购入或所能运用的程度，给我们提供用以流通商品或用于其他用途的全部金银。
没有政府的任何关注，金银也会进口。
人类劳动能够购买或生产的每一种商品的数量，在每一个国家中自然会按照有效需求，即按照愿意支付为生产这种商品和使它上市所需支付的全部地租、劳动与利润的那些人的需求而自行调节。
但是没有其他任何商品能比金银更加容易或更加准确地依照这个有效需求来自行调节了；这是因为金银体积小而价值大，最容易从一个地方运到另一个地方，从便宜的地方运到昂贵的地方，从超过有效需求的地方运到不足以满足有效需求的地方。
比方说，如果英格兰对黄金的有效需求超过了本地所有，那么一艘兼载客货的定期邮船就可从里斯本或从其他可以购买黄金的地方运来可以铸造500多万基尼的50吨黄金。
但如果有效需求是同等价值的谷物，那么以5基尼1吨谷物计算，输入这批谷物便需载重100万吨的船只，或每艘载重1000吨的船只1000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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