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乍看起来，对美洲巨大贸易的垄断似乎当然是一种无上价值的获得。
在无辨别力的轻佻野心家看来，在纷杂的政治斗争及战争中，那自然会作为一种很值得争夺的迷人目标出现。
但是，这目标的炫人外表及巨大的贸易额使垄断这种贸易具有有害的性质，换言之，垄断使一种投资给国家的利益要少于大部分其他投资，但却吸收了比自然状态下更多的国家资本。
对美洲贸易的垄断是一种闪耀夺目的目标。
第二篇说过，如果可以这样说，一个国家的商业资本，自然会寻求最有利于国家的用途。
如果它投在运送贸易上，那么它所属的国家将成为它所经营的各国货物贸易的商业中心。
这种资本所有者必须愿意尽其所能地把货物的大部分在国内售出。
这样他就省免了出口的麻烦、风险与费用，因此，尽管在国内市场所得价格比出口后所可望获得的价格小得多，而且所得利润也比出口后所可望获得的利润小，他仍愿意在国内市场出售。
所以，他当然会尽其所能设法使消费品的对外贸易变成国内贸易。
此外，如果他的资本投在消费品对外贸易上，他又会为了同一个理由而愿意把他搜集来准备运到外国市场去的国内货物的大部分在国内售出，因而尽其所能地设法使消费品对外贸易变成国内贸易。
各国的商业资本都自然会寻求近的投资而避开遥远的投资；寻求回报快的投资，而避开回报缓慢的投资；寻求能雇用所属国或所在国最大生产劳动力的投资，而避开仅能雇用所属国或所在国最小生产劳动力的投资。
总之，它自然会寻求在一般情况下最有利于国家的投资，而避开在一般情况下对国家最无利的投资。
这些远的投资在一般情况下，虽对国家利益不大，但若其中有某一种投资的利润偶然高出较近的投资所带来的利益，那么这种高的利润就会把资本从近的投资吸引过来，一直到各种投资的利润都回到适当的水平为止。
不过，这种高的利润证明，在社会实际情况下，这种远的投资的资本与其他投资的资本多少有些不同，而全社会的资本并不会按最适当的方式分配到社会的不同投资的领域中去。
它证明有些物品违反了应有的公平原则，它以低于其应有的价格买入或以高于其应有的价格卖出，以至于市民中的某一阶级或多或少地被迫支付了较多的钱或者获得了较少的钱。
同一数量的资本用在远的投资和近的投资上，虽然不能雇用相同的生产量劳动力，但远的投资和近的投资也许同样对社会来说是必需的。
许多由远距离投资经营的货物也许就为许多近距离投资经营所必需。
如果经营这些货物的人获得的利润超过了应有的水平，那么这些货物售出的价格就高出了其应有的价格，也就是高出了其自然价格。
这种高价格就会使所有从事近距离投资的人多少受到压迫。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利害关系就要求部分资本从在一般情况下对公众更有利的近距离的投资中撤回而转入远距离的投资，使其利润降到适当的水平，并降低他们所经营的货物的价格，使其达到自然价格。
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公共的利害关系必定要求有部分资本从通常对公众较有利的投资中撤回，然后投到通常对公众较少利益的投资中去。
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也像在所有其他通常的情况下一样，个人的自然利害与爱好恰好与公众的利害相符，于是促使他们从近距离的投资中撤回资本转而改投到远距离的投资中去。
除非在比较远的投资中利润较高，这表明比较远的用途是必要的。
个人的利益和欲望自然会使他们把资本投在通常最有利于社会的投资上。
但若由于这种自然的偏好使他们把过多资本投在这种用途上，那么这些用途利润的下降和其他各用途利润的提高，立即使他们改变这种错误的资金分配。
因此，用不着法律的干涉，个人的利益和欲望自然会引导人们把社会的资本尽可能按照最适合于全社会利害关系的比例分配到国内所有不同的投资领域。
如果有过多的资本进入某种用途，该用途中的利润就会下降，但合适的分配不久就会恢复。
商业体系的所有法规必然会或多或少地紊乱自然而又最有利的资本分配。
而有关美洲及东印度贸易的法规比其他任何法规更有这种结果。
因为，这两大洲的贸易吸收了比任何其他两个贸易部门所吸收的都要大的资本。
不过，给这两个贸易部门造成紊乱的法规却又不是完全相同的。
二者都以垄断为主要的手段，但垄断的种类不同。
这两种垄断都是商业体系的唯一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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