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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在作为个体时，以及他在作为家庭的一员、国家的一员和人类社会的一员时，他的幸福与完善何在，乃是古代道德哲学要研究的主题。
在这一哲学中，人生的各种义务，都被视为是为了人生的幸福与完善。
但是，当道德哲学也像自然哲学一样被当做神学的附属学科时，人生的义务却被主要看作为了来生的幸福。
在古代哲学中，德行的尽善尽美，被认为必然使有这种德行的人在今生享有最完全的幸福。
而近代哲学的观点却认为，尽善尽美的德行通常是或者几乎永远是与今生的任何幸福相矛盾的；要想进入天国，只能依靠忏悔和禁欲，靠僧侣的苦行和贬低自己，却不能依靠自由、慷慨和英勇的行为。
诡辩的决疑论（casuistry）和禁欲道德观在大多数情况下成了各个学派的道德哲学的大部分内容。
哲学中最重要的部分也就这样成了最腐朽的部分。
道德哲学退化为是非心鉴裁决论和苦行道德观。
因此，欧洲大部分大学的哲学教育一般就是按照这个路线。
首先教逻辑学；其次是本体论；然后是圣灵学，包括关于人类灵魂和神的性质的学说；接着教一种变质的道德哲学，这一类学科被认为与圣灵学、与人类灵魂的不朽、与神对来生的赏罚直接相关；最后，通常以简单粗浅的物理学作为结束课程。
欧洲大学对古代哲学课程所做的修改，都是为了僧侣的教育，是为了使哲学成为神学研究比较合适的台阶。
而这种修改所引入哲学的狡智和诡辩、决疑论和禁欲道德观等附加内容，无疑并没有使哲学更适宜于绅士或一般世人的教育，或更有可能增进他们的悟性，改善他们的心灵。
大学教育变得更不可能造就世俗的人。
这种哲学课程现在仍然是欧洲大部分大学的教学内容，而授课老师的勤勉则受制于各个大学的制度为这种制度提供的必要性。
在那些最富裕、有最多捐赠基金的大学，老师们往往只讲一些这种变质的课程的零碎片段而已，而且，即便是零碎片段，往往也都讲得非常模糊和肤浅。
这种课程仍在大多数大学或多或少地勤勉讲授。
现代对哲学的各个科目所做的改进，大部分不是在大学里做出的，虽然无疑也有一些是在大学里做出的。
即使做出了改进，大部分的大学在采用它们时也不是很积极；有一些这样的学术团体还仍然愿意长期充当那种已经被外部世界所拒绝的破产体系和陈腐偏见的庇护所。
通常说来，最富裕、捐赠基金最多的大学在采用这些改进方面是最慢的，也最不愿意对行之已久的教育计划做出任何重大的改变。
而在较为贫穷的大学，教师的衣食主要依赖于他们的声望，他们不得不给予时代思潮更多的关注，因此在这些大学里，相对来说就比较容易引入这些改进。
大学对哲学的改进很少，富有大学的改进更少。
虽然欧洲的公共学校和大学最初的目的只是为了实施对僧侣这一特定职业的教育，虽然他们即使是在对学生讲授这一职业所必需的知识上时也并不总是非常勤勉的，但他们仍然逐渐开展了对几乎所有其他人，特别是对绅士和有钱人家子女的教育。
从人的幼年时期到他开始认真地从事某项职业事业，某项他毕生将要从事的事业之前，还有很长一段时间。
要度过这段时间，似乎没有比进入学校和大学更好的有益处的办法了。
然而，学校和大学里所教授的大部分课程，似乎并不是对他所要从事的事业最好的准备。
尽管如此，大学还是把对绅士和有产者的教育吸引到自己这边来。
在英国，青年人刚从学校毕业，不把他送入大学，却把他送往外国游学，已经渐渐成为一种习俗了。
据说，青年人游学归来，通常都会有很大的进步。
但一个青年在十七八岁的时候出国，二十一岁回来，回国时比出国时要长了三四岁，在三四年之中没有进步才是一件令人奇怪的事。
在他游学的过程中，他通常都会学到一两门外语，但他并不能够说得非常流利，写得非常通顺。
另外，回国以后，他通常都会变得更加自以为是、更不约束自己、更加**、更加不能认真学习和做事。
如果他不去外国游学，只是待在家中，这三四年时间绝不会令他变成这样。
年纪轻轻就这样去漫游，远离父母以及亲戚的监督和控制，把一生中最宝贵的年华消磨在无谓的**中，这可能会促进他在早年教育中有可能形成的所有良好习惯逐渐削弱或者被毁灭，而不是得到巩固或者加强。
只是因为大学到了不受信任的地步，这种年轻时期出国游学的毫无意义的做法才会如此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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