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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早期人类的联合合作活动为他们的交流创造了一种新的动机结构，即想要另一个人诚实又有帮助地告知一些信息的合作性动机。
这也驱动接收者做大量推理工作，好去理解为何交流者认为看向某一个特定的方向同他们所关心的事情是相关的，之后有动机的交流者在有一些与接收者相关的东西的时候就去通知他。
现在可能有两个不同的交流动机（请求性和告知性）这一事实意味着，交流行动中情境的（命题的）内容开始被概念化，并且独立于交流者的特定意图状态。
交流中的新思维方式
交流中帮助并合作的动机意味着，从认知的观点来说，交流者必须能够决定哪一种情境在某一特定场合下与接收者有关。
相反，接收者必须能够分辨预期的情况，并知道它与他们有关，根本上说，就是要在这个情境下判断在交流者的指示手势中，交流者认为什么与他们相关或是有趣的，以及为什么。
这个基本的问题是交流者希望对接收者做出的——他的交流意图[10]——像事实一样的完整情境，比如说，树上有香蕉，或者树上没有天敌。
但是指示的这个动作——那根伸出的手指——在所有情况下都是一样的。
所以困扰的是，一个人怎么才能以同样的知觉景象向一个接收者指示不同的情境？
回答这个疑问的关键就是参与者共同处在同一个交流性互动之中，他们都假定交流行为是与接收者有关的（Sperber&Wilson，1996），这种相关总是和某个与我们共同了解的知识有关（Tomasello，2008）。
除去交流，一个情境与你有关是因为你的个人原因。
但是对我来说，要想在交流中成功地将你的注意指向那里，你必须知道我知道它与你相关；实际上，我们必须同时有共同认识：这与你相关。
因此，最简单的情境是，当我们在合作活动中时，我们的联合目标会带来最相关的共同知识背景。
比如说，如果我们已经找香蕉找了一整天也没有找到，你自然会假定我指向一棵香蕉树是想告诉你那棵树上有香蕉这一事实。
另外，如果我们一起找香蕉不过几分钟的时间，但是那棵树上有一个天敌，所以我们会等待，现在天敌似乎离开了，你将自然假设我暗示你的事实是现在树上没有天敌。
共同知识背景以及对相关事物的共同假设（这对类人猿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们不会参与这种类型的合作交流）让人们的心智在这根伸出的手指的方向上汇合了。
接着第二章的分析，相关情境是那些为个体达成目标并维持其价值而给个体呈现机会和或障碍的场合。
因此，如果在我们一起找水果的过程中，我指向了一棵远方的香蕉树，你绝不会理解为我要指出树叶是存在的，即便在那个时刻你能看到的只是树叶。
因为树叶的存在不可能与我们在做的事情有关。
相反，你将继续寻找，直到你看见一些香蕉在叶子后面，它们的出现与我们在做的事情高度相关。
这个过程的另一个维度是，只有“新”
情境是在交流上相关的，因为当前的共享情境没有必要被特意指出。
所以，在上面这个例子里，在天敌离开了香蕉树之后，我指向香蕉树，意在说明现在的情境中天敌已经不在了，这是你很容易就可以观察到的。
如果香蕉出现也是高度相关的，我得如何提示且你得如何推理出天敌已经离开了呢？因为出现香蕉已经在我们当前的共同认识里面，所以我为你指出这个情境就太多余了。
如果我想要对你有帮助，我必须指出对你来说是新异的情境，要不然为何要多此一举呢。
所以，在人类合作交流中，交流者和接收者都在共同背景中共同假设，交流者为接收者指出的情境既是相关的，也是新异的。
或许令人吃惊的是，即便是幼儿也能一直留意与特定他人之间的共同基础，他们对此非常有经验，并且会以此理解并产生指示手势，共同的知识背景将决定相关物是什么。
比如，利贝尔等人（Leibaletal.，2009）让一名一岁大的婴儿和一名成人一起整理，将玩具拾起并放到篮子里。
在某个时刻，成人停下来，指向一个目标玩具，婴儿就会将它放到篮子里收起来。
但是，当婴儿和成人还是以完全同样的方式整理，但另一个成人没有和他们共享这个情境，如果他走进房间并以同样的方式指向这个目标玩具，婴儿不会将玩具放回盒子里，他们多数会将它递给这个成人，可能是因为第二个成人没有和他分享这个整理游戏，这不是他们的共同背景。
因此婴儿的解释不取决于他们自己当下的自我中心活动和兴趣，这些东西在两种情境里是一样的。
他们的解释取决于他们和每一个做出指示的成年人之间共享的经验。
［在另外一个研究中，利贝尔等人（Leibaletal.，2010）发现同年龄的婴儿也能依据他们和接收者之间不同的共同背景来产生不同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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