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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年龄的婴儿也会使用新异的共同假设来判断，做出指示的成人认为什么东西和他们有关。
因此，莫尔等人（Molletal.，2006）发现18个月大的婴儿和一名成人一起玩一个玩具鼓，如果另一名成人进入了房间，很兴奋地指向这个鼓，孩子就会认为他在说这面很酷的鼓。
但是，如果是刚刚和他一起开心地玩过鼓的成年人以完全同样的方式兴奋地指着鼓，孩子就不会假设她是因为鼓而兴奋：她怎么会呢，我们早就知道了呀？相反，儿童会认为成人的兴奋一定是源于鼓的某些新异特性，一些他们此前没有注意到的新东西，所以他们会注意新的方面，如在成年人那一侧的鼓。
在他们生成指示的过程中，婴儿也会利用共享信息和新异信息之间的区别。
比如，当一个14个月大的婴儿想要妈妈把他的高脚椅放到餐桌旁边：在一个情境下他指向了椅子（因为他和他妈妈已经共同注意到了餐桌旁边的空位），而另一个情境中他指向了餐桌旁边的空位（因为他和他的母亲已经共同注意到了那把椅子）（Tomaselloetal.，2007a）。
在两个情境中，婴儿都想要完全一样的东西——要把他的椅子放到餐桌边——但是要想有效地交流，他会假定他和母亲已经看到的物体是他们共同认识的一部分，所以他指出的是她可能没有注意到的部分，那个情境中的新情况[11]。
从事这种类型的合作（明示-推理）交流需要某些新的思维形式。
实际上，思维过程的所有三个成分——表征、推理以及自我监控——一定要变得社会化。
关于表征，关键的创新点在于交流互动中的两个参与者在此情此景下都必须互相表征对方的观点。
因此，交流者试图聚焦于接收者在很多可能的情境之一时的注意力——像事实一样的表征——在当前的感知景象里固有的（如树上有香蕉VS树上没有天敌）。
因此交流行动为接收者感知了这个场景。
他也感知了元素。
比如说，如果我们在生火，我对你指出一块木头的存在意味着木头是生火的木头。
但是如果我们要整理洞穴，我对你指出同样的一根木头就意味着那是件垃圾。
在客体选择任务中，交流者不是指出作为物体的桶或者作为盛水容器的桶，而是指出作为放置地点的桶：我在告诉你，奖励就放在那里。
合作交流因此创造了事物的不同概念或者解释说明。
这预示了使用语言的生物有能力将同一个实体在不同的“描述”
或者“不同方面的形态”
之下进行放置，这是人类概念思维的一个标志性特征；但是人类没有使用任何带有明确说出语义内容的习俗性的或者象征性的工具，就做到了这一点。
关于推理，关键点是，在合作交流中所使用的推理具有社会性递归的特点。
因此，在所有前述特性中都内隐了一点，即个体来回做出关于搭档对于自己意图状态的意图的推论。
比如，在客体选择任务中，接收者推断交流者想要她知道食物在桶里——一种社会性递归推理，类人猿很明显是不会做出的。
所有情况下的此类推理都需要一种溯因式飞跃，大概是像这样的东西：他之所以指向一个无聊的桶一定是有意义的（如可能符合共同认识、相关性以及新异性）。
比如，他是想让我知道奖励在那里。
交流者的责任是试图帮助接收者恰当地做出溯因性的飞跃。
要实现这个目标，在很多情境中，交流者必须进行某种模拟，或者思考，在其中他要想象，指向一个特定的方向是如何引导接收者做出一个特定的溯因推理：如果我指向了这个方向，他对我理解他的意图状态的意图会做出何种推理？而之后，当做出了溯因推理之后，接收者可以潜在考虑交流者考虑到了他可能对于他的交流意图做出什么样的推理。
如此往复。
最后，关于自我监控，关键是，如果能够以这种方式交流性地操作，要求个体以一种新的方式进行自我监控。
与类人猿的认知性自我监控相反，这种新方式是社会性的。
尤其是作为一个正在与他人沟通的个体，他同时想象自己是尝试理解他人的接收者角色（Mead，1934）。
因此诞生了一种新的自我监控类型，交流者以这种方式模拟接收者的视角，以检查交流行为是否形成得足够好，好让它可能被理解。
这与早期人类考虑自我形象的特点完全不一样（在早先讨论协作的时候提到过），个体在其中要模拟他者会如何评估自己的合作性——只不过在这个情境中要接受的评估是综合理解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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