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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是，这两种类型的自我监控都是以一种“第二人”
的方式“标准化”
的：行动者从其他社会性主体会如何评估的视角来评估自己的行为。
对于这个过程，莱文森（Levinson，1995，p.411）说，“有一种非同凡响的改变发生在我们的思维之中，当我们开始因为考虑到我们的行为会被协调而行为的时候——我们就需要设计我们的行为，好让它们可以自我证明”
[12]。
这种基于合作交流中的理解而进行的社会性自我监控，构成了现代人类社会理性规范的基础，而在现代社会中，社会理性则意味着让同伴理解要传达的交流信息。
合作**流中涉及的这些新思维过程在两项幼儿研究中得到清晰体现。
第一个是来自利斯考夫斯基等人（Liszkowskietal.，2009）所做的12个月大婴儿的实验，是从交流者的视角来做的。
在这个研究中，一名成人和一名婴儿玩游戏，游戏中婴儿会反复需要某个特定物体，而且总是在盘子中同一个位置找到它。
在某个时刻，婴儿需要一个这种客体，但是手边没有。
要想获得一块，有很多婴儿会使用“向成人指空碟子”
这个策略，也就是说，定位出之前他们都共同知道的这种物体所在的地方。
要想做出这种交流行动，婴儿需要模拟成人理解的过程：如果我指了盘子，她会做出什么样的溯因推理（关于我对于她的意图状态的意图）？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联系，正如在黑猩猩中表明的，它们完全具有联结学习的能力，但在这种设置下却不会努力将人类的注意力导向空盘子（即便在同一个研究中，它们在其他情境下确实做出了指示的尝试）。
儿童模拟了成年人对于他们对他的意图状态的意图的推理。
为了更形象地表明这个过程，而且从理解的角度来看，我们可能会考虑“标记”
（markedness）这个现象。
在一些情境中，交流者可能会把她的交流行为中不同寻常的部分做个标记（如用声调的强弱），这样接收者不会做出常规推理，而会做出不同推理。
比如，利贝尔等人（Liebaletal.，2011）让一个大人和一个两岁的孩子将玩具整理到一个大篮子里面去。
在正常进行的过程中，当大人指向地板上的一个中号箱子的时候，儿童会认为这个信号是表明她应该将盒子也收纳到篮子里。
但是在某些情况下成人一边眨眼并一边持续向孩子指，很明显不是要以通常的方式做事。
成人很清楚地想要一些和常规不同的东西。
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儿童会困惑地看着成人，但是然后就会去打开盒子，看看里面有什么（并且把它收拾好）。
这种行为最直接的解释是，儿童理解成年人正在期待他会如何对一个常规点做反应，他理解成年人并不想要常规反应，所以他会标记这个指示手势，这样她可以被激励去寻找一种不同的解释。
这是孩子思考关于大人对他们的思维的思考。
因此，人类合作性沟通中涉及的这类思维在演化上是比较新的，它包含了视角性递归和社会性递归。
个体必须要思考（模拟、想象、做出推理）沟通同伴如何思考（模拟、想象、做出推理）自己的思维——至少要这样。
类人猿完全无法表现出做出这种推理的迹象，它们无法理解即便是最简单的合作指示行为。
比如，研究者在客体选择任务（在同一个任务设置中做无递归推理）中得到了正面证据，表明它们做不到。
人类在合作交流中的思维也包括一种新的社会性自我监控，交流者在其中想象接收者采用了或者将要采用什么视角，去理解他对于她的意图的意图——所以想象她会如何理解它。
总体来说，我们在关于人类交流的演化故事的这个时刻所得到的，是个体尝试通过互相指示新的且相关的情境，来协调他们的意图状态以及他们的行为。
这依赖于他们有一定程度及类型的共同认知，并且进一步要求他们的互动可以形成一系列的连锁和社会性递归推理，从而互相理解对方的观点和意图状态。
手势语中的象征
在指示手势之外，人类使用的第二种类型的“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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