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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是自发产生的、非习俗的象形手势或手势语。
这些手势被用来引导他人对不在场的实体、行为或情境的想象。
象形手势超越了指示手势，后者只是简单地将关注导向情境的行为，而象形手势实际上以一个外部形象象征了一个实体、行为或者情境。
象形手势是“自然的”
，这是因为他们使用的是通常有效的意图性行为，只是用了一种特殊的方式。
接收者在观察这些手势的基础上，可以想象交流者以手势语的方式表达的真实的行为或客体，之后，他们在共同认识的情境中，会对交流性意图做出恰当的推理。
象形手势的告知性使用的例子有：以滑动方式移动手来警告他人旁边有蛇，通过在自己头上模仿鹿角（或发出声音）来告知他人水边有一只鹿，或者通过模仿游泳来确定一个朋友的下落。
如果有恰当的共同背景知识，这样的手势交流能很有效地告知所有类型的不在场情境。
非人灵长类不使用象形手势或声音。
类人猿可以很容易地用它们的手像人那样做出模仿进食或饮水的手势，但是它们不会那样做[13]。
实际上，类人猿甚至不理解象形符号。
在一个改进的客体选择实验中，一个人拿着一个客体的复制品，在其下藏有食物。
两岁的儿童知道这意味着要去搜索有类似外表的客体，但是黑猩猩和猩猩都不知道（Tomaselloetal.，1977；Herrmaal.，2006）。
在后续的实验中，我们一直试图引出猿类的象形手势，在那些情境中如果它们能做出，那是会带来好处的（比如，告诉人类如何为它们从一个设备里获取食物，那是只有它们才知道如何操作的），但是到目前为止都没有成功。
假设是，类人猿不理解象形手势，这是因为它们不理解显而易见地标记为“为了你”
（合作性）的交流。
如果一只猿看见有一个人在砸坚果，它们完全明白这个人在做什么，但是如果它们看见这个人在没有石头或坚果的条件下做出砸的动作，它们就完全糊涂了。
要理解象形手势，一个人必须能明白在他们通常的工具性的环境之外做出的意图性的行为是为了交流——因为它们被交流者通过不同的明显信号（如目光接触）标记为这样的目的。
扩展莱斯利（Leslie，1987）对假装的一个比喻，那奇怪的行为必须被“隔离”
出来，它们不能被理解为工具性的行为，它们应被标记为“仅供交流使用”
。
个体能够做出象形手势的另一个先决条件是他可以产生肢体动作去“模仿”
一个真实的动作（或物体）。
假设做这件事的能力源于模仿能力，和其他猿类相比，人类在模仿能力上更胜一筹（Teal.，2009）。
早期的人类就已经明白，“模仿”
一个动作并不是真的去完成动作，而是带有明确的交流目的（通过动作模拟），它可以使一个接收者想象到各种相关的场景而不只是当前可感知的场景。
在这种关联中，一个重要的潜在社会情境就是教导（teag），源于教导的原始场景是长辈教导晚辈，其在演化上有一定优势。
奇布劳和格利（Csibra&Gergely，2009）解释了他们所说的“自然教育”
（naturalpedagogy），着重指出了其与合作交流的密切联系。
最基本的教导方式是演示，即通过直接去做或打手势的方式向别人展示一件事情。
就像交流一样，做动作并不是基于动作本身，而是为了给观察者或者学习者带来益处。
这样，用象形手势进行交流就需要主体能理解明示交际（ostensiveuni），同时具有一定的动作模仿能力。
重要的是，象形手势也许能够准确地描述出所指物体或动作，但也有可能就像指示中的那样，潜在的交流意图会有一个大的推理跳跃。
为了填补推理中的这种空白，就像用手指划的动作，需要具备共同基础和合作及相关性共有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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