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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还有一些习俗，人们是无法不遵从的：一个人可以穿这件衣服，也可以穿那件衣服，或者不穿衣服；但是无论穿什么，其遵从还是违背群体其他成员的预期都是一个文化选择。
不同于早期人类与合作活动中的另一人所创造的第二人（sed-personal）共同基础那样，这种共同基础是克拉克（Clark，1996）所说的文化共同基础：群体中所有的成员都知道成员们都知道的事情，即使我们可能并没有共同经历过。
事实上，崔（Chwe，2003）认为，文化中公共事件的主要作用就是使这类事情成为公众知识，如酋长的加冕或者其女儿的结婚典礼：这种事情是文化共同基础的一部分，每个人都可以由此预期他人都知道了，没有人可以否认知道这件事，而且这个知识可以用以检验某个个体是否是群体内成员。
有趣的是，儿童在两岁的时候就已经能够与文化共同基础保持一致了。
利贝尔等人（Liebaletal.，2003）发现，如果一个内群体的陌生人，在同时看圣诞老人玩偶和一个儿童自己做的玩偶时，询问儿童这是什么，2～3岁的儿童会告诉他，这个新奇的玩偶叫什么，而不是告诉他“这是圣诞老人”
；儿童之所以会这么回答，是因为即使这么小的儿童都知道，这个群体内的人，即使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人，都不需要问谁是圣诞老人（如果这个陌生人看起来是问一个他知道的玩偶名字时，儿童会告诉他是圣诞老人）。
这个年龄段的儿童还知道，群体内的陌生人知道一个物体的惯用名称，而不知道关于这个物体的一个新奇的、主观任意的事实（Diseal.，2010）。
一些传统文化习俗是由明确的协议而产生的。
但这并不是事情的开始；关于社会习俗起源的社会契约理论假定，协议的达成需要很多其他事情，如高级沟通技巧。
路易斯（Lewis，1969）提出了另一种可能的开始路径。
我们最开始要协调一个问题，如每天早晨几点钟在新营地前集合，一起去捕鱼，假定第一天的时候，我们碰巧是在正中午出发的，因为刚好这个时候人够了。
假定如果没有高级的沟通技巧，我们在第二天会怎么做呢？根据谢林（Sg，1996）、路易斯（Lewis，1969）的假设，人们会在第二天的时候从所有可能的时间中挑选一个时间，而对于人类来说，做这件事情的自然方式是根据以往经验，即我们之前是怎么做的，所以第二天会再次在中午出现。
所以我们就习惯于此了，而新人就会模仿和遵从我们。
而任何不遵从的人，就会不再是一个参与者。
但有了交流，我们还可以教他人习俗，并鼓励他们遵从习俗，以参与到文化实践中。
对理解集体意图性更为重要的是，成人教导儿童如何进行文化实践时，儿童并没有将其当成对当前事件的交流，而是将其看作关于世界的一些普遍状态，适用于诸多类似的事件（比如，捕鱼要在中午）。
因而，成人告诉儿童那边水里有条鱼时，这就是一种交流，而非教导。
当成人想要教儿童时，他会这么说，“这类鱼会生活在这样的地方”
，而这样可以促进儿童的捕鱼能力（Csibra&Gergely，2009）。
这种合作交流的教学模式隐含了这样一件事情：这种类型的客观现实是一个普遍的规律（通常是这种鱼，通常是这类地方），而当前的场景仅仅是这类客观现实的一个例子。
教导的背后是这种对待事物的这种集合的、客观的观点，而这一观点是由文化群体发展出来的。
现代人类儿童就这样从成人那里学到事物应该如何工作。
尽管我们并不能完全理解其中的路径，但成人的这种隐含式的“应该”
教学可以促进儿童客体化和具象化所学的一般事实，使之成为客观现实，即关于世界众多观点中成为最终裁定者的一般观点。
这一过程对人类思维有很多影响，但其中最突出的是对错误信念的理解（类人猿很显然是不能）（Tomasello&Moll，inpress[2]）。
因此，我们之前引用了类似戴维森对于社会三角的见解，来解释早期人类是如何理解其他人的观点会与自己的观点有所不同。
但要理解信念，包括错误信念，我们必须知道，关于客观现实的普遍观点是独立于任何一个特定观点的。
这类事情不仅需要判断这些信念是否与自己的不同，还需要判断是否是错误的，因为客观现实才是最终仲裁者。
很有可能，年幼的儿童一旦在婴儿晚期能够有涉及两个视角的联合注意，就开始从多个视角考虑问题（Onishi&Baillargeon，2005；Buttelmaal.，2009）；而且我们可以假设早期人类也是如此。
但是儿童不能理解“客观现实”
[3]，就不能完全理解信念，尤其是错误信念；早期人类大概就是如此。
社会规范和规范性自我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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