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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规范性自我监控中,一个人经常会尽力保护其公众名誉和其在群体中作为合作者的地位(Boehm,2012)。
也就是说,由于现代人类的合作是在整个文化集体中展开的,而在群体的文化共同基础中,我在不同情境中的行为会被看作一个整体。
这意味着,早期人类对自己评判的担忧,已经转化成了现代人类对自己公众名誉和社会地位的担忧。
而且,名誉地位并不只是许多社会评价的总和,而是一个赛尔的地位功能(Searlianstatusfun)(见下一部分),我的公众身份是由集体所创造的具体化的文化产物,而集体可以在瞬间将其拿走,就像那些令人反感的现代政治家所经历的那样。
制度现实
在极限情况下,有些文化习俗活动会变成成熟的制度。
很显然,这个分界线是很模糊的,但是基础的先决条件是,这种文化实践不是个人的活动,而是有些合作的感觉,其中有很清晰的、互补的角色。
但是,区分文化制度最关键的特征是,必须包含某类社会规范,其不仅能调节现存的活动,还能创造新的文化实体(规范不仅是管制型的,还必须是制定型的)。
例如,一个群体可以通过简单的内部讨论,来决定接下来去哪里旅游、如何筑造防御设施等诸如此类的事情。
但是如果很难做决定,或者在多个联盟之中混战,那么群体就必须制度化这一过程,使之成为某类管理委员会。
创立这种委员会,会使一些正常个体拥有一些超常的地位和权力。
那么委员会可能会任命一个领导者,并赋予其做这类超常事情的能力,如把个体从群体中驱逐出去。
这时候,委员会和领导者就是文化的产物,群体赋予其权利和义务,也可以将其夺回,使委员会和领导者回归到普通人。
制度中的角色很显然是中立于个体的,因为理论上,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扮演任何一种角色。
塞尔(Searle,1995)已经明确了这一过程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首先,群体中的成员会达成某种共识,如都同意某人成为领导人。
其次,必须存在某类象征性能力,以满足塞尔的著名公式——“只有在C情境中,X才能被当作Y”
(只有在做群体决策时,X才能算作领导人)。
与此相关的,应该有些实物的象征来以一种公开的方式造就一个新的地位,如皇冠、权杖、总统徽章等。
事实上,制度的公开性意味着,每个人都知道所有人都知道这个事实,没人能够在如此明显的象征前表示自己不知道。
这也是为什么新的制度和行政官员会公开其新的权利和义务,而不是隐秘地进行。
个体是不能在某个政府官员刚刚就职时,就忽略其身份地位而对其做一些不好的事情的。
类似地,正式的、书面的规定和法律认为:他们的公开性意味着,没有人能够以不知情为借口而摧毁他们。
拉克兹和托马塞洛(Rakoczy&Tomasello,2007)提出了一种简单的模型来理解文化制度,就是规则游戏(rulegames)。
当然,个体可以在跳棋盘上以任何他喜欢的方式,来移动任何一块像马一样的木头。
但是如果一个人想玩国际象棋,那么他就必须知道这个像马一样的棋子被称为骑士,而且只能以特定的方式移动,其他棋子也必须以特定的方式移动;而如果要赢得比赛,必须使棋子摆成某种样子。
这些棋子被规范或规则赋予了其自己的地位,而这些之所以会存在,是因为玩它的人遵守这样的规则。
因而,我们可以认为这种文化地位功能之所以会出现,是年幼的儿童一起假装了什么,如假装一个棍子是蛇。
这样做就为创造新的地位提供了实际的基础,因为这种制定是社会性的,是与其游戏玩伴公开达成一致的(Wymaal.,2009)。
重要的是,尽管这种假装的能力是演化而来,但早期人类创造这种假装现实的方法,是通过模仿他人而来,而不是具有群体意识和集体性的现代人类文化所创造的这种规范性。
当前最重要的一点是,现代人类世界中存在社会或制度性事实。
这些是关于世界客观存在的事实:贝拉克·奥巴马(Baraa)是美国的总统,我口袋里的钱是20欧元,一个人把对方将死了就可以赢得棋局的胜利。
与此同时,这些事实是与观察者相对应的,也就是说,它们是由社会群体中的个体所创造的,因而也很容易被消除或终止(Searle,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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