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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手势是很单纯的象形时，其抽象性水平通常比较低且很局部。
例如，在这种自发性的象形手势中，开门和开罐头是用不同的方式表达的。
这种模式对于聋童个体自己所创建的手语来说，是很典型的，因为没有其他使用者团体与聋童一起习俗化这些手势，于是它们就只能保持其象似性。
但是，在一个团体中，对新学习者来说，象似性习俗越来越少而任意性习俗越来越多，就出现了对“打开”
这一动作更程式化的描述，这些描述的抽象性很高，可以代表所有方式的“打开”
。
在习俗化的符号语言中，很多符号都以抽象性为特征，有声语言也是这样。
在转向任意性后，习俗化滋生了抽象性。
可以想象，习得了大量的任意**流习俗，会引发这样一种顿悟：既然我们所使用的交流符号与其目标指向物之间的连接是很任意的，那么只要我们需要，我们就可以创造新的。
其二，由任意**流习俗所创造的，或者至少是促进的认知表征新过程，同样涉及抽象性，但类型不同。
当代语言中有很多最抽象的概念，都是用一个词来代表十分复杂的情境，其中涉及了很多个体在一段时间内所做的事情。
例如，定义“正义”
这一术语时，个体最可能做这样一种描述：正义是当某个人……之后某个人……很难想象如何用手势语来向他人描述像“正义”
这样复杂的情境和事件，除非是将其完整的描述表演出来。
事实上，对于很多具体的叙述性事件，如庆典或者葬礼，你也不得不将其按照完整的顺序表演出来。
但是有了这种任意符号，个体就可以很简单地用一个符号来代表这些复杂的情境。
这就意味着，本质上，任意符号使得符号化人类认知的关系性、主题性和叙述组织成为可能，而不再是符号化那些简单的分类或图式，如树或者吃，这就拓宽了人类思维的宽度和复杂性。
如第三章中专栏1所探讨的，人类对于关系-主题-叙述性组织（relatioiarrativeanization）会形成概念，是因为他们有复杂的合作活动，需要共同目标和不同的角色分工，而这些组织是无法用简单的符号标识的。
马克尔曼和史迪威（Markman&Stillwell，2001）以基于角色的概念来指代某一角色（如打猎中的追踪者），以基于图式的概念来指示整个活动（如打猎活动），而其他生物体是不可能概念化体验这种主题维度的。
任意**流习俗还会创造推理的两个新过程。
其一，因为人们会在不同时机，以不同水平的抽象性，针对不同目的进行交流，故而来自有传统交流社区的个体，会继承众多有复杂关联的交流习俗。
例如，可以想象，在某些语境中，个体会习俗化一个手势或发音使之可以用来描述瞪羚，而在其他场合会习俗化一个手势或发音来描述一般性的动物（或者是一个潜在的动物捕食者，无论其是什么物种）。
这种文化下的儿童就可以在不同语境中学习到两类表述。
这就使得因果推理和形式推理成为可能。
如果我告诉你，山坡上有一只瞪羚，你可能会根据你的知识猜测山坡上可能有一只潜在的动物捕食者，但是如果将捕食者和瞪羚调换位置，你可能就不能做类似的推理了。
尽管理论上，个体可以自发地表演出不同水平的普遍性，但是只有具有集体都知道的习俗化符号时，交流者才能确定接收者知道其传统含义，才能在他们的谈话中进行这些推理，才能根据这些推理来形成其交流动作。
其二，任意**流习俗还会形成一类“系统”
，即因为其任意性，习俗的参考范围受到了同一“语义场”
中其他习俗参考范围的限制（Saussure，1916）。
因此，在我们文化共同基础中，个体会在众所周知的特定习俗表达和只限于我知道的表达之中做出选择。
例如，如果我告诉我的朋友，我看到他哥哥和一个女人一起去吃饭，就可以推理出那不是他的妻子，虽然他妻子也是一个女人；因为如果是他的妻子，我会直接说他妻子而不是一个女人。
或者，如果我说，我们的孩子吃了一些肉，就可以推理出，他没有吃掉所有的，因为至少在我们都很饿的情境中，如果他吃掉了所有的，我会直接说没有肉了。
这类语用含义渗透在当代语言使用者的对话中，我们会为了交流目的而选择相对应的习俗语言表达［其中一些推理是循环性的，并成为我们所说的常规含义（Grice，1975；Levinson，2000）］。
这类推理与那些自发性的手势语或者其他类型的非习俗化的符号形成的方式并不相同，因为在这些情况下，它并不是在群体的文化背景知识中，并不是每个人都知道所有的选择，并从其中挑选合适的进行推理。
因而，随着交流习俗的出现，我们现在有很多新的概念化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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